唐诗经典研读第13讲

唐诗经典研读第13讲：唐诗研究的方法与途径

因为我们以前讲了十二讲，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这一讲将提纲挈领地谈谈唐诗研究的方法和途径，涉及理论与文献、方法与途径、经典与前沿、问题与材料、危机与机遇诸方面。为了有助于提高，我还将与研究生和博士生的两次谈话记录作为附录，以供参考。

一 理论与文献

对于唐代诗歌研究，理论与文献都是非常重要的，文献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是文献研究的提升。对于整个领域的研究，两方面缺一不可，但对于研究者个体而言，则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选择自己爱好的方面，不必强求一致。建国以后，理论研究与文献研究的成绩不太平衡，总体上是文献研究的成果数量多，质量高，而理论研究的成果相对而言较弱一些。正如赵昌平先生说：“在中国古典文学苑囿中，没有一块土地似唐诗那样被反复耕犁过千百度。任何清醒的学人，都无法不正视前人的累累成果；任何刻意标新立异而实学欠缺的论说，也都会因此而立即显出它的浅薄来。一方面努力从借鉴外来理论中更新视角，另一方面不懈地操练‘内功’，重视资料的发掘、梳理、考订，并力图将中西学融通，成为‘’后唐诗研究方法的主流。”（《赵昌平自选集》前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建国以后的唐代诗歌研究成果，在别集和总集的整理方面成果最大，仅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品图书就不下于百种，其中不仅有《全唐文》、《全唐诗》、《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的问世，更如大家如李白、杜甫的别集出版达多种。这里我不一一枚举，这里举几部代表性的综合的文献研究论著，以供参考：

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2．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

3．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共5册，中华书局1987年至1992年版；

1

4．吴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5．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6．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郁贤皓、胡可先《唐九卿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8．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 9．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 10．陈伯海《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理论研究方面，虽然总体上较为薄弱，但也产生了一系列颇有学术价值的论著，较之前朝后代，也还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列举10部：

1．林庚《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2．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 4．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蒋寅《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6．陈伯海《唐诗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余恕诚《唐诗风貌》（修订本），中华书局2010年版；本书1987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初版；

8．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9．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版； 10．胡可先《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无论是文献的功力，还是理论的素养，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养成的，都是要经过长期的积累而后才能奏效。而无论就理论研究还是文献研究，也都可以按照较为清晰的思路发展下去。这就是：

理论研究既可以是唐诗本体研究，也可以是外围性研究，还可以

2

是综合研究。如唐代文学思想史的建立，文学与科举关系的考察，文人群体、政治集团等社会关系和隐逸、交游、干谒等生活方式对文人思想和心态的影响，儒、道、佛三家思想与文学观和创作的关系等重要课题；各代各体文学的时段性演进过程的研究，特别是诗风和文风的嬗变，也是值得长期研究的重要课题；从审美的角度对唐代诗歌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研究，即从意境、风格、意象、情景、声调等方面进行探索等等。

文献研究基本上要求因袭传统的套路，再加上现代电脑的技术进行整理。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本还原，对于唐代诗歌，尽量进行精校精注，为学术研究提供最为翔实可靠的版本；二是新材料的挖掘和整理，如20世纪以后，出土文献和域外文献中唐诗资料很多，而这些材料需要精心整理后才能更方便利用，而这方面的整理，现在虽已初具规模，但距离完善的境地还具有相当大的努力。

二 方法与途径

我们把视野放宽一些，20年来，在唐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方之争。尤其是在理论阐述与资料考证方面，一直存在着分歧。从事理论研究者以为资料考证劳而无功，从事资料考证者以为理论阐述大而无当。大而无当者以1980年代崇尚阐述文学史规律的宏观研究最为典型，劳而无功者以1990年代对作家作品的细微末节作繁琐考证者居多。1990年代以后的古典文学研究，有些学者归结为“私人化倾向”，而其具体表现，其一为“小题大做”；其二为“舍内求外”；其三为“考据至上”；其四为“制谱成风”。并以为“在90年代的古典文学研究界里，‘考据才是真正的学问’这种清代朴学家遵奉不二的信条，沉滓泛起，成为一股来势汹涌的浪潮。”（郭英德《论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

其实，各就研究者本人的研究专长，蔑视其他研究内容与方法，都是有失偏颇的。就古典文学研究来说，治学方法大体有三种，一是以乾嘉考据为宗，对史料进行钩稽探赜，注重实证，但易陷入为考据

3

而考据的怪圈，流于饾饤琐屑；二是以灵性感悟为本，侧重于主体细腻入微的感受与体验，然缺乏理论深度，易流于肤廓表面；三是以理论分析为主，大多运用西方现代理论对中国古典文学文本重新解读，却时有生吞活剥之嫌。这三种方法各有利弊，无优劣之分，依个人主观性情择善而从。对于唐代文学研究而言，作为研究者的个性差异，所写的论文与著作可以有所侧重，但作为整体而言，在各种方法互补的情况下，应该取得总体的平衡，从而在此基础上产生重大突破。

唐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与途径，与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相一致，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证研究。实证研究是建立在资料基础上而从事的研究工作，我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实证研究，如研究唐代政治事件与文学关系的研究，通过大量历史事实的考证与组织，对于唐代重大历史事件影响下的政治文化环境、文学的特征与演进过程、主要作家及其创作活动等方面，都得出了新的重要的结论，并加以集中与提炼，通政治事件而不是学政治出发，以探讨唐代文学演变的历史进程；研究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的关系，通过出土文献的解读，进一步对产生出土文献的唐代社会与唐代文学这一世界的解读，通过出土文献这一新的载体而对于唐代诗歌的原生状态与发展情况进行深层的拷问：出土文献反映出唐代文学哪些形态？出土文献所表现的唐代诗人的生存环境与文学环境是怎样的？通过出土文献，如何能进一步研究唐诗的演变史？出土文献与唐诗社会背景、唐代文学家族，出土文献与唐诗作者研究、唐代诗篇考索，遗址发掘与唐诗印证等方面具有什么作用。

二是比较研究。比较研究的范围非常大，大的方面，可以是将唐诗放在跨文化的国际视野下进行比较研究，这方面取得成就较高者，往往是具有海外背景的学者。我们读了宇文所安等人的论著，觉得其视野都是跨文化比较的；小的方面则是具体诗篇进行的比较研究，而这方面我们在研究过程常常实践，但还不是十分注意总结。一般意义说，比较研究主要指跨文化和跨学科比较研究。我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少，体会也不深。不过要注意，比较研究切忌泛化，也要避免牵强附

4

会的弊端。

三 经典与前沿

首先把“经典”、“前沿”、“热点”几个概念梳理一下，因为这几个概念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经典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传世之作，是经过历史裁定和筛选的最有价值的文献，有些经典已成为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比如《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对后世影响巨大。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著作。

前沿本指最前面靠边沿的部分，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是指某一学术领域的最领先的位置。前沿有研究可以是对于经典的研究，也可以是对经典以外的其他学术对象的研究。故而经典往往是指原典而言的，而前沿是就学术研究而言的。

热点是指某一时段学术界共同关心、集中关注与讨论的学术问题。热点分“原发性热点”和延续性热点。如新世纪国学升温，成为人文学术研究的热点就是典型的事例。当然这是就大的学科甚至是跨学科方面而言的。唐诗研究方面，建国以后形成热点的问题还是不少的。如关于边塞诗性质的讨论、长恨歌主题的讨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讨论、诗歌人民性问题的讨论等。需要说明的是，热点并不一定是前沿的学术问题，只能是说在一定时段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热点问题也不一定是有生命力的问题。因为中国人有跟风的习惯，故而容易形成热点。

我一直强调，从事唐诗研究，特别要注意研究主流，研究大家，研究前沿，这是学术研究的正道。近年来，从事学术研究者，喜欢强调跨学科，这是好事，但如果放弃主流而打擦边球，就不值得提倡。唐诗研究，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韩愈、李商隐六大家，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会不断出现新课题的。现在来看，唐诗研究的主流问题也还很多，除了专人专书研究外，文体研究是主体，家族研究、地域研究、空间研究等等，近年来，既是前沿研究，又是热点问题。此外，出土文献研究、域外文献研究，正是近年兴起的颇有学术前景的课题。无论哪方面的学术研究，

5

经典研究永远不会过时，只能是随着学术研究的积累不断产生新的问题与新的空间。此外，在研究经典的同时，新的经典也不断会形成。因为经典的形成既受到时间的抉择，也是随着人们认识的加深而逐渐达成共识的。

四 问题与材料

王国维治历史学的一大特点，是创立了二重证据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结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

①来者以轨则”。王国维也曾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②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也说：“凡一种学问，能

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③陈寅恪先生还注意处理好旧材料与新材料的关系，他说：“所谓新材料，并非从天空中掉下来的，乃指新发现，或原藏于他处，或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释。（旧材料而予以新解释，很危险。如作史论的专门翻案，往往牵强附会，要戒惕。）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

新材料的发现与新问题的探求。陈寅恪先生曾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金明馆丛稿二编》）这才是学术研究的目的。30年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往往热中于对于方的探讨，这是很片面的。任何研究方法都会有他的弊端，仅在方上兜圈子，不是学术研究的正途，更不会产生原创的重大成果。真正重要的学术研究，还在于发现新材料与寻找新问题，而在材料与材料的联系中寻找新问题，则是古典文学研究取得创获的重要途径之一。当然，研究新问题，借助于各种研究方法是非常必要的，在研讨过程中，也会不断地显示出方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220页。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65页。

③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册（1928年10月），第5页。 ④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

②①

④

6

的意义。20世纪初期，敦煌石窟的发现，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极为丰富的新材料，敦煌学成为世纪显学，而其中的文学研究更是热点。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探索新材料的途径更加宽广，地上文献、地下文物、域外典籍，都不断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使得研究者不断加以探索，以发现与研究新的问题。随着新材料的发现与新问题的探求，唐代文学研究的文化背景必然会更加扩大，以适应唐朝作为一个国际型的大帝国而表现在文学中兼容并包的特点，唐代文学研究也必然能够贯通中外，显示出大文化背景下的综合性与学科交叉性。

三 危机与机遇

1．不断扩大的研究队伍和逐渐下降的研究能力之间的矛盾，这是新世纪唐诗研究最大危机。现在的唐诗研究，甚至古代文学研究，人数日渐增多，这主要表现在高等学校的升格和研究生的扩招。而扩招上来的研究又没有高规格和高质量的检测标准，致使垃圾性的学术论文充斥各种刊物，低水平的学位论文不断堆积。当然这种结果得以产生，也是与研究生导师队伍密切相关的。因为现在的导师队伍尤其是博士导师，大多改革开放以前就完成其基础教育过程的，而这些导师大多缺乏文史根柢，更重要的是青少年时代思维模式的局限，使得群体开拓精神和能力非常缺乏，虽然有些个人的成就也非常突出，但是作为群体的缺陷却十分明显。这样无论在思想的产出还是在眼界的提高上，都远逊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大师，也不如精心治学的部分海外汉学家。

2．学术评估机制的失衡造成急功近利思潮的泛滥，影响了唐代文学研究应该达到的学术底蕴，这是危机之二。葛晓音先生说：“价值观念、人事制度等种种剧变不能造成研究群体潜心学术的大环境。西方思潮的涌入本来有利于思维的更新和视野的拓展，但为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所催化，也造成了浮躁的学风和学术道德水准降低的不良影响。三四十年代的学者能在烽火连天、辗转避难的环境中坚持手不释卷；十年代的学者在商潮汹涌、物欲横流的太平之世却难

7

以放下一张宁静的书桌。尽管鼓励学术发展的种种评审和奖励办法层出不穷，但目的都是促进\"重大成果\"的快速炮制。可惜学术不是时装，不能年年追赶新潮。那么只能选择‘拿来主义’的短期行为。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在唐代文学研究界虽然还不具普遍性，但在时尚的诱惑之下，有多少年轻人能稳坐冷板凳，仍是令人忧虑的问题。”

3．就业的压力、金钱的追求，削弱了大学的人文底蕴，使得大学难以培养出具有功力深厚和眼界高远的唐代文学研究群体，这是危机之三。这里我们不加具体分析，只讲几个古代文学从学者在世纪前后的变化情况。第一是中文系从本科到博士生，女生比例越来越大，有时我们一个学科录取的研究生中全部是女生，这一方面表现出新世纪女生更加优秀，但也与找工作难有关，因为工作难找而选择读研，与此同时，一部分学术潜力好的男生因为工作易找而放弃深造；第二是我们前几年培养的博士生，有不少非常乐意去做公务员，我不是对做公务员有异议，而是觉得博士生与本科生，甚至社会上的普通人员去竞争公务员，对于博士来说肯定是知识贬值的表现；第三是我们很多的行政干部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很多都弄到博士学位，文科更是如此，其中不乏唐宋文学研究方向者，而他们获取博士学位后，很多人是不研究学术的。

4，外语水平的提高和国际化的日趋扩大，是唐代文学研究得以加速发展的机遇之一。21世纪以后的研究者，外语水平较之以前，要高得多，利用外文资料的途径也很多，国际交流也日趋增多，这是唐代文学研究得以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外部环境变化之的。尤其是与日本、韩国、越南的交流，使得以前不经见材料得以回归中国并得到充分的研究，这是新世纪最值得重视的学术增长点之一。

5．思想的，也是唐代文学得以加速发展的机遇之一。我们知道，唐代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思想，而我们当代的社会，前面的三十年思想是不的，这与唐代文学发展的背景并不吻合，因而也影响了唐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思想虽逐渐，但研究者的主流群体，是在没有思想的背景下已经形

8

成了一定的思维模式，因而尽管有些个人的研究虽然很突出，但整研究的先天不足还是时常体现。新世纪以后思想的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观，主要是在思想逐步的背景上与新一代研究的融合，加上与国际对话，可能会使得唐代文学研究产生了一个飞跃。但这只是机遇之一，是否能产生超越，还要取决于多种复杂因素的结合。

附录一：

和研究生谈学问

胡可先

有时候我们评价一位知识渊博的人，会称其为“有学问”；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会被称为“搞学问”。但学问是什么，怎么搞学问，却是常常谈到而思考并不深刻的问题。

学问的最初意涵是学习与询问。《易·乾》：“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孟子·滕文公上》：“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故马一浮的《释学问》，作了明确的解说：“学是学，问是问，虽一理而有二事。……学是自学，问是问人。”这里指明了学问的获取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自学。研究生的自学，不是一般地学习知识，否则与中小学生的学习以及社会上普通人的学习就没有区别了。自学的精髓不仅要增加知识，更在于提高悟性，也就是自己证悟。目的在于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与知识结构，他人替代不得。所以作为研究生的学习，自悟极为重要。二是问人。也就是借助别人以获取学问，促进自悟。当然研究生问老师，特别是导师，就是最重要的获取学问的途径。当一个问题不清楚时，问了导师而解决了，就会称导师在“指点迷津”，或“金针度人”。研究生与老师，特别是导师的关系最为重要，导师是研究生明确的指路人，选择导师而问途学术是研究生面临的重要问题。即如迷者问路，病者求医一样，“须是遇善知识，不然亦有差了路头、误服毒药之害。”（马一浮《释学问》）而问人（包括问导师）的目的也是为了促进自悟的。当然，有的硕士、博士生到了毕业时还

9

没有达到自悟的境界，我们就认为他不善于搞学问，当然这也是老师指导的失败。

言学问时有两个误区：一是把知识当学问。知识与学问关系密切，这是不言而喻的。知识多了，我们称之为见识广，功底深，但不能说他就会搞学问了。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将知识进一步条理化、学理化，达到创新的境界，又能系统地表述出来，这样才是研究生所要追求的学问。二是把才气当学问。比如一个研究生有才气，我们就以为其悟性好，适宜搞学问。其实也不尽然。才气可以转化为学问，但要加上恒心与勤奋的。否则才气转化为小聪明，就值得担忧了。明人袁于令《今世说》云：“聪明，诗之贼也。”我觉得聪明也是做学问之贼，当今的一些学术投机与学术，很大一部分是“聪明”造成的。因此我们提倡做学问时，要用智慧，而不是用“聪明”。

学问之好坏，与读书的关系至为密切。读书在于穷理，否则就是读死书。硕士博士生读书，首先应以穷其学理为要。观近年的博士论文，能上升到学理层面者颇少，硕士论文就更不用说了，这是读书未能穷理之失。读书而不穷理，容易导致两种倾向：一是不知书之大旨，死钻胡同，终入歧途；二是读书虽多，却一知半解，傲然自足，结果眼高手低，少有成就。其次是读书要专精。近年有些研究生读书撰文，以检索软件为要务，尚未专心沉潜，就轻易立说，这是读书不用心的弊端。再次是不要做文献的奴隶。读书而重文献，增强功力，提升学力，是为正途。但过重文献，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其失亦大，往往会流于琐屑餖飣，识见不高。

我们在攻读博士硕士学位阶段，要使自己经历一个严格的、全程的学术训练，成为才、学、识兼长，真正的高层次追求学问的人。这样毕业出去，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和工作，都会逐渐臻于自己希望的境界。

（刊于《浙江大学报·浙大研究生》2008年7月1日第6版）

10

附录二：

与博士生的一次谈话记录

胡可先

1．博士生在从事论文选题和读书研究过程中，要对20世纪以后的学术研究总体情况有所了解，以便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20世纪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古代文学研究，总体上失去了自己的个性，跟着史学跑。文学史研究是如此，文学专题研究也是如此。近20年，学位论文和学术著作很多，但真正有个性高品位的文学研究论文不多。所以要真正的突破，必须建立古代文学研究的规范，而这一规范在短期内又不易达到理论的高度，这是以后古代文学研究者都应该认真关注的重要问题。目前从事文学研究者比从事史学研究者要多得多，但高品位的研究成果，不仅没有史学多，也没有文献学多，这种现象很值得我们思考。

2．博士生在学术研究方面要突破导师的学术体系和格局。这是就博士生的学术生涯来说的，不一定是读书期间就突破，但读书期间要有这样的思考，才能在以后较长期的学术研究中逐渐突破而形成自己的个性和格局。比如就词学研究来说，我们浙江大学，夏承焘先生是开创者，是词学的一代宗师，学问广博，格局宏大，成果卓著，在其众多的弟子中，吴熊和先生是传人。吴先生首先是继承夏先生的词学学统，故而使浙江大学词学研究一直到今天还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同时在于吴熊和先生在精深和识见两个方面都超过了夏先生，这主要

11

表现在他的《唐宋词通论》中。当然，突破是需要功力、胆识、勇气和毅力的。

3．博士生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学力和识力。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学力和识力都很重要，二者兼融才能达到博通的境界。傅斯年在《中国史学之变迁》中说：“朴学之兴始于明。最初求博后求精，再后求精求博更求通。顾、黄集其大成。卒因政治之影响，后之学者不敢追踪前贤，乃专注于考证。”这里的“求精求博更求通”就是学力和识力兼融的特点。实则上，傅斯年、王国维等人都是学力和识力兼长的，他们在高超的识力之下统摄史料，故其研究达到崇高的境界。后人仅突出其重史实而轻史识，实则上并未得其精髓。我们知道，学力主要凭积累，而识力往往靠解悟，提高学力容易而提高识力艰难，但治文史者提高识力比提高学力更重要。同时要注意，识力也要在积累之上，凭空追求识力是非常很危险的。我们以前经常谈到的守正创新，实则上就是学力和识力的结合，这应该是博士生在当前和以后学术生涯中追求的目标和履行的道路。

4．学术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偏颇。1）过于依赖文献的偏颇。现在由于资料搜集相对容易，故而博士生对于文献往往情有独钟。很多论文处于文献排比的层面，至于论证，根本没有吃透材料，更谈不上理论的穿透力。现在搜集材料，与二十世纪十年代完全不同。我的博士后导师郁贤皓先生撰《唐刺史考》时主要是看拓片和碑板，有时候在西安碑林等地看原石，是打着手电简一字一字抄录的，这样积累文献的过程很辛苦，因而运用了文献也就吃透了文献。而那个时期，

12

学术思潮是崇尚引进西方理论的，研究理论比研究文献容易，故而当时学人趋之若鹜，现在搜集材料容易，故学界对于材料排比情有独钟，这些都是避难就易的表现。所以现在积累运用文献时一定要注意过于依赖文献的偏颇，不要仅限于文献排比的层面，或缺乏综合性而得出琐屑的结论。要以综合的眼光运用文献，对文献的把握要具有理论的穿透力。2）偏重思想的偏颇。现在的一些论文，最大的且带有倾向性的弱点是缺乏的思想，也就缺乏高境界的创新。但有一些学者或博士生，过于谈思想，甚或主要通过哲理的思辨而片面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且认为这是独到的创新，实际上是很危险的，这比缺乏的思想更偏颇。因为过于思辨的论文，为了学理化，就会在论证过程中舍弃一些材料，甚至关键性的材料，故而阅读其文，虽觉得论证上无懈可击，而其结论有时是错误的。如果再搬用外国的理论或思想，就更等而下之了。我们强调思想，是强调在积累基础上表现思想，追求创新的动态的思想而不是静止的思想。这一方面可以参考美国哈佛大学田晓菲的一些著作。

5．博士生要对自己的学术底线有所要求。学术研究要强调底线，在底线的基础上，发展得越快越好，论文的写作和发表的刊物也要注意底线。评论一个学者的水平，实际上应该看他发表的最差的论文而不是他最好的论文。目前的评估机制比如博士要发表文章毕业、教师评定职称都是选择已发表的好论文，但社会评价和学术影响则与不好的论文有关的，如一位学者发表一些不好的论文，就会另一些学者认为是很烂的学者，至少是不重视学术声誉的学者。目前的学术评价机

13

制不是很好，故而从事学术研究者应该自己坚守底线，才能在不断变化的学术环境中站稳脚跟。

2010年11月10日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