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

过去的“入世红利”能够带来未来的“转型红利”吗？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

在今天(12月1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国入世10周年的高层论坛上，胡总、拉米总干事长、素帕猜秘书长等海内外领袖人物，都一致高度地认同了中国是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大赢家之一，也是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他们的重要讲话中都直接和间接的提到了中国经济未来开放与发展对世界经济繁荣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尤其是胡总的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了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会将今后“增长方式”的转变动力和由此带来巨大的投资和商业机会，通过更加坚定不移的对外开放，与爱好和平、共赢发展的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分享。听后感触很深，不由得想起自己前两天在青浦举行的“上海总部经济高峰论坛”上所作的讲演内容。那天，我主要谈了三个问题，1.未来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正在挤压中国增长的“入世红利”。2.上海“总部经济”的“转型建设”所面临的深层挑战。3.“总部经济”要长期探索“全球化”的新视野。很多想法在听了今天决策层的重要讲话后更是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发展机遇和所面临的重要挑战。这里对我那天的演讲内容稍作修改，写出来与大家共同分享和深入探讨。

一、未来欧美大国经济的疲软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2011年来到了岁末关口，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越来越浓厚，未来对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战略要求变得越来越高。

首先，欧债危机问题由于欧洲主要债权国的利益分歧正在从一个区域的债务违约问题演变成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危机的严峻状况。可能一旦发生这样的恶果，负面影响程度会超过2008年雷曼倒闭时的恐慌状态。

这两天不仅是欧猪五国的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和自救可能性丧失殆尽，而且，严重牵连到德法英为代表的欧洲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从而已经开始影响到国际金融市场日常业务循环所需要的流动性。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等六大银行对市场紧急注资的联合救市举措就充分证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好在上周末的欧盟会议中，出现了欧洲央行降息和德法有条件的联合救助的“利好”材料，一定程度上会起到短时间抚平市场恐慌的效果。但是，欧元机制内在严重的缺陷、德法英主要欧盟国家在08年受到金融危机重创后，尤其是来到了大选的前夕，目前变

得更加斤斤计较，国益至上了，所以，救助的方式、力度和时机都很有可能不到位而导致市场投机力量越来越猖獗，市场“避险情绪”越来越浓厚，最终引发非常严重的全球性流动性危机，反过来直接会威胁到欧元机制生存的问题。上个星期人民币汇率的大跌也充分释放了大量海外资本“现金为王”的投资战略开始日益显现的强烈信号！只不过它提醒和检验了我们今天人民币地位的高低特征——事实上，危机后人民币一直处在增值的通道上，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民币地位在日益提高，而是全球流动性泛滥所导致的对人民币投机需求日益旺盛的结果。幸好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仅仅停留在离岸市场上，在岸市场的资本账户自由兑换和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还没有到由国际游资“说了算”的地步。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人民币汇率的连续贬值只是释放了过去投机需求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所带来的大幅升值的压力，从而给未来抗衡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可能性留出了宝贵的空间。另一方面，让我们庆幸的是，它在暂时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同时，并没有像当年东亚危机那样，冲击到国内的金融体系稳定和外汇储备大量流失的格局中。

其次，美国在付出了巨大的救市代价后(即赤字财政的发债规模已达到了法律的红线，而货币下调利率的空间也因为零利率而穷尽了)，把解决问题的方式依托在直接影响中国等债权国利益的货币数量扩张的手段上了。

更为严重的是，早在2001年就积累的美国国内差距的深层次问题，今天再次以占领华尔街的示威方式更严重凸现了出来。当年，为了摆脱IT泡沫过程中所形成的日益恶化的差距问题，美国为了赢得大选当政的有利地位，采取了超宽松的货币和放低贷款条件的融资方式，导致了直到2008年才让房价泡沫破灭的“次贷危机”。现在再次凸现的差距问题不仅这几年没有缓解，反而更加严重。美国有一部分右翼政客就利用媒体宣传渠道笼络不知情的社会民心，把其责任推向了与美国之间有巨大的贸易顺差的中国头上，责怪中国的外汇储备回流美国，催生了他们国家房地产的泡沫让他们今天无家可归，责怪中国用不公平的人民币汇率水平进行“低价倾销”从而导致了他们工作岗位的失去和收入与福利保障的丧失。却很少谈到中国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化分工(加工贸易的特征)在入世后给欧美消费者和企业带来了多大的利益增长的好处。

所以，从以上的情况来看，2008年以欧美为主要市场的出口增长方式很难再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过去亚洲经济的繁荣和对中出口增长的迅速也是借助于中国加入WTO和成为世界加工厂的地位而得以实现的。今天，若中国刺激经济的救市力度减弱和中国内需增长有限的状况下，东亚经济的增长也随之放慢了下来。从而全球各个方面要求中国负起大国的责任，将入世十年所获得的“全球化红利”，通过“扶持内需，开放市场，公平制度建立”的方式“再还原”给世界的呼声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为此，中国挖掘“转型红利”的迫切性也随之变得越来越高。

二、上海“总部经济”建设将面临“转型”所带来的新挑战

上海经济所代表的一线城市的飞速发展和中国经济繁荣的步伐完全一致，充分分享了入世给我们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劳动大军流向城市的“人口红利”、国家给予的先行先试等特殊所造就的“制度红利”和改革开放环境中维持高速增长所仰仗的海内外“资源红利”。但是，未来很多海内外的经济学家都在预测在一个较长时期里不可再生的“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等，都会严重地拉现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后腿”，即使是全球化红利和制度红利，如果不改变现有思路，也可能会让中国未来陷入由于增长停滞、社会矛盾激化所导致的“中等收入的陷阱”。

因此对于率先要求转型的上海等沿海和中心大城市而言，首先要提高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然后才能在“制度红利”的推动下站上我们所期待的产业链的高端位置。为此，我们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未来国家创造的“制度红利”主要应该着眼于打造一线城市的“软实力”上，如果没有自己的研发能力，我们就不可能打开企业的盈利空间，就不可能平衡服务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要素成本上升的问题。为此，“知识产权保护”就显得日益紧迫和重要。否则，入世后形成的中国产品和世界的对接优势，不可能就轻易的转变为“后危机时代”中国技术和世界对接的良好格局。

另外，提高服务意识直接关系到中国的人力资本发展战略的实施程度，直接关系到服务经济顺利运行所需要的高效率水平。而这一切又和国民教育水平直接相关。所以，未来在教育行业的投资和产学研结合的教育理念的改革都应该要大大加强。否则，我们的研发能力就只能停留在“自娱自乐”和“打造形象工

程”的水平上，根本不可能产生由知识进步和创新能力所带来的世界公认的、靠品牌和专利创造价值的大企业！

服务经济的“软实力”很大程度是考验的办事能力和行政效率，这一点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但是，在要素市场上，如何解决社会大众的后顾之忧(社会福利、价格合理等)，如何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的合理机制来提高全民的财富价值，这都是未来中国转型必须提供的“制度红利”。否则，我们无法保证服务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坚强稳定的市场基础。

当然，服务经济竞争力常青的秘密在于高额的“要素收益回报”得以保证的机制设计上。因为只有人力资本的市场价值得以充分肯定才能创造由品牌和专利所带来的要素投资的高额回报。而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产权界定清晰，在此基础上要对参与服务经济的各方主体的产权做到严格保护。否则，创业者、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一旦被侵害，再有多高的购买力也无法在这样的市场上找到他们所需要的高附加价值产品和服务方式。所以，目前中国中高收入阶层的群体不在国内大额消费的原因可能就和此问题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以改革开放为龙头做“实”服务业

拿“总部经济”建设为例，它是一个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到知识经济、信息化以及企业组织变革的背景下所出现的一种高级状态。由于聚集的都是企业总部，处于研发、营销等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对服务质量和制度完善以及产业的辐射能力都有非常高的要求。一旦这些软环境指标没有达标，就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总部经济“硬件化”和“空心化”的现象。比如楼宇经济过度膨胀所带来的商业成本急剧增加以及资金过度泛滥所造成的金融投机现象挤出产业资本的问题。

另外，发展包括总部经济在内的服务经济，最大的软肋就在于它具有强烈的“顺周期”特征。也就是当经济繁荣和产业发展的时候，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产业也迅速得到繁荣。但是，一旦，实体经济进入周期性的向下调整阶段，那么，严重依托于实体经济的服务行业就会出现迅速萎缩的现象，越是做的高端服务业，这一特征就越是明显。比如，迪拜危机和希腊危机的最大原因，就是他们国家缺乏“抗周期”和“逆周期”的产业（比如，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农业和制造业），一旦旅游业消沉，高附加价值产品和服务没有市场需求的时候，他们就会凸现各种结构性的问题（债务危机就是一种最极端的恶劣表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讲，今天我们在打造总部经济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它所需要的产业辐射体系和制度优化机制，而过度地去发展楼宇经济和会展中心都有可能把总部经济建设变成楼宇建设或高级假日酒店服务。而且，这种没有生产力的负债建设都会给本国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伤害。

第三，力争全国上下“一盘棋”从而避免产业升级过程中带来的地方之间利益冲突的问题。

众所周知，制造业的发展更多的是要取决于成本控制和市场份额的拓展，尽管先进的制造业有通过品牌和专利建设来获取利润的优势，但是“性价比”的竞争是绕不开的。而高端服务经济的发展，更多地是依靠人力资本的大力投入来获取高附加价值的品牌和专利所带来的丰盛的收益回报，如果吝啬人才的工资发放水平，忽视应有的激励机制来谋求如同制造业般价值创造方式，那么服务业一定会走向死胡同。所以，伦敦为了发展服务业而放弃了制造业，美国为了谋求高附加价值产业的竞争力，而把制造业移到了海外。相反，日本经济80年代后期即想保持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又想利用日元的升值来强化服务业的发展，结果因为商业成本的上升和没有做实服务业，而导致了产业空心化、楼宇经济的泡沫化和由流动性泛滥所引起的股市泡沫现象。今天，我们要吸取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充分利用中国经济各个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化和资源禀赋所塑造的比较优势的异质性来缓解大而全的封闭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缺乏国家竞争力的巨大缺陷。否则，在同一地区产业升级过程中所出现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冲突问题，或者不同地区搞同质化的产业升级战略所带来的恶性竞争的现象都会严重消磨总部经济建设中“积聚效应”形成所需要的空间和时间。最好的做法应该是全国上下都要基于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布局产业的发展战略，不要一窝蜂地都去搞同样的提出的新型战略产业，而应该努力克服地方主义的封闭思想，加强地区间的相互合作，来充分打造总部经济与制造基地之间功能互补的良性循环机制。

作为上海等一线城市，与内地相比，拥有鲜明的“基础条件、商务设施、研发能力、专业服务和开放程度”等比较优势，所以，完全可以在满足各类企业对总部经济所提供的现代服务业需求的前提下，努力去打造一个兼顾“战略决策功能，投资运营功能，研发设计功能和营销功能”的“混合型”服务高地，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总部经济集聚区给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的积极作用，

尤其是对上海而言，具体反映在它能够依托“四个中心”建设、完成上海未来成功转型的重任，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开拓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必须立足于“全球化”的新视野

加入世贸组织后，依赖日益飞速增长的进出口规模，使中国跃居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国。但是，超过人均收入1万美金的上海而言，继续依靠以往的“四大红利”来谋求高增长就显得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尽管有了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的约束，但是，配合上述的“制度红利”创造，我们还需要谋求“全球化红利”的大国发展战略。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层面上：

一方面，我们要在今后积极的国际合作中，努力将中国为区域发展和世界繁荣做出贡献并能谋求共赢发展的游戏规则“带出去”。我们注意到欧美发达国家非常注重在参与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中来最大化自己国家的利益。最近，美国在亚洲推动TPP的合作机制就是它想开辟一个新的亚太合作机制，来充分彰显美国产业在这个地区的竞争力，从而期待从这个高储蓄、高增长的地区中获得他们高收益的最终目的。

另外，我们还要大力鼓励资源型和市场开拓型的企业“走出去”，主动去寻找和世界共赢又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带来积极贡献的商业机会。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遇到的更多的是来自欧美发达国家针对中国设置的政治壁垒，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自由贸易的理念，坚持不懈地运用外交和民间的渠道来谋求和谐互助的机制，那么，至少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会理解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繁荣的意义。

另一方面，一线城市的转型，就像当年我们缺乏解决就业和吸收企业生产能力的要素与最终消费品市场，以及缺乏能够创造财富的资本而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招商引资的开放一样，今天，我们还必须强化对外开放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充分利用国际的大舞台，去把世界一流的人才、技术和研发能力大力度地“请进来”，从而促进中国的一线城市能够早日实现产业升级的宏伟目标，同时又能够摆脱今天国企和央企过于集中所带来的要素市场效率低下和竞争力缺乏的局面。

另外，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是要不断坚持自由贸易和实物投资的理念，反对任何中的右翼势力所设置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从而将国内外企业进出口和立地战略的选择权真正交给有序发展的市场来完成。

文化源头

客家，是中国汉族的一个庞大的民系共同体，形成历史悠久，人数众多，据有关方面介绍，客家人现有总人数5500万，其中中国约4500万,在海外客家人当中，大多数居住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其中马来西亚约125万、印度尼西亚约40万、泰国约37万、越南约30万、新加坡20万、缅甸10万,其他分布在美洲、欧洲、澳洲等地。对分布如此宽广的客家历史源流的研究，直到20世纪才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但此前的客家源流也有一些零星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中叶。

2007年8月，河南省洛阳偃师市被确认为客家先民首次南迁地，是客家文化源头。 8月20日在偃师市结束的“客家先民首次南迁出发地”国际学术研讨会确认，客家先民首次大规模南迁纪念地在河南省偃师市。

客家是中华民族的一支，一千多年来，他们从中原向外迁徙，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和海外各地。参加研讨会的代表们认为，客家的第一次迁徙发生在东晋年间，位于河洛之间的汉魏洛阳故城为当时的国都，正是客家人的根之所在。客家先民首次南迁纪念地的标志性景观遗存多集中在偃师市，以偃师市为中心的伊洛平原是河洛文化的核心地区，因此是客家文化的源头。

研讨会上，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授予偃师市“客家先民首次南迁地”纪念性称号，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向偃师市赠予“主体客家先民首次南迁圣地”牌匾。

客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具有显著特性的汉族民系，是汉民族中的一个地缘性群体。而客家文化是这个群体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和改造生存条件而创造出来的全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一旦这种文化产生，它就成了该群体的识别标志及维系该群体生存与发展的最核心的力量。换句话说，没有客家群体，就不会有客家文化；但如果没有客家文化长期稳定的发展，客家群体也不可能具有那么强的生命力，以至于经过数百上千年之久，还能维系到现在。

客家民系分布很广，其中粤、闽、赣三角地区是其主要聚居地，在国外以东南亚为主。据学术界估计，客家人现约有4000至5000万左右。客家文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以移民为代表的地域性文化。为什么说它是地域性文化呢？因为这种文化的产生有非常明确的地域范围，它只产生于赣、闽、粤三角地区，而不产生于其它地方。

客家的起源

客家先民原是中原汉人，由于战乱、饥荒和奖惩的原因，辗转南迁，先后扩展到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湖南、等省以及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世界上已有一亿以上的客家人。客家先民自中原迁居南方，总计大迁移五次。秦汉之间，赵佗自立为南越王。汉武帝发兵南下平定南越，然后在秦代南疆三郡的基础上设置了九郡，其中就有闽中郡。东汉末年，黄巾，群雄割据，战乱频繁，烽火连天。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大批汉族民众，纷纷往南迁移，正所谓“群雄争中土，黎庶走南疆”。三国时，曹魏曾采用招致边民内迁的，延至西晋。建武年间，晋元帝率臣民南渡，即“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从汉末至东晋，中原汉人南迁长江流域，这是第一次大迁移。东晋时期，长江流域战火纷飞，汉族民众又继续向南迁移。罗香林教授《客家源流考》称：“迄晋武帝统一中国，以见及三国割据的由来，而尽罢州郡兵权，边州因而空虚。会八王相继作乱，国力因而削弱，边区内徙的部族，便得相继乘机而起，于中国内地的一部分，建立他们的割据政权。晋代的，不得已也迁到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内地的人民有迁移力量的，或有迁移的机会的，都相率南迁，当时称为‘流人’。”当时，福建地处东南海滨，局面较为稳定，因此南迁的中原民众一批一批涌来，沿武夷山南下或由赣南到汀州、宁化的石壁寨（现名石碧村）一带，然后继续移迁汀州郡各属地；一部分则由赣北向赣南散居各邑。入汀的中原民众与当地闽越族、畲族逐渐融合，成为汀州早期客家人。唐朝二年，闽粤之间有少数民族不满的压迫，聚众反抗。朝廷命左郎将陈政为岭南行政总管，统率大军入闽镇守。唐咸通年间，驻军因故反叛，以庞勋为首，率军进攻中原，后黄巢，十几年，使得中国各地人民分头迁徙。其后，黄巢部下朱温弑唐昭宗，改国号梁，开始了五代纷争的割据局面。从东晋至五代，汉人又由长江流域南迁，这是第二次大迁徙。当时中原氏族入汀者数以千计。宋高宗南渡，金人南下，元人入主，客家人的一部分，又由闽赣分迁至粤东、粤北。这是每三次大迁徒。在此期间，中原氏族入汀者日众。据说陈朝皇室陈元光裔孙陈叔明共有九子，成为巨族，奉谕巨族分居，乃散布九州。“九子分九州，满子封汀州”的陈魁（其实为第六子），字参琬，敕封大夫，携带家室97口迁汀州，为汀州陈姓始祖。汀州宁化石壁寨是当时江西入闽和闽北南来的重要通道,成为中原人入闽的中转站和客家许多姓氏先祖的居留地。就在此时，“散居于汀州、邵武各属的客家人，再迁梅州”。客家人从中原迁徒到中国南方，以及出海至南洋群岛乃至世界各地，有一大部分都经过了汀州宁化石壁。明末政治，又值连年灾荒，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加之文官贪敛，武官诛戳无辜，致使官逼民反，农民各地蜂起。清军入关，进逼京师，旋又南下，史可法殉难，南都失守，福王出降，腥风血雨，遍于

国中。清兵入闽，汀州、赣州大批民众仓皇逃难，分迁至粤中及滨海地区，乃至川、桂、湘及，且有一小部分迁至贵州南边及西康之会理。此为客家人的第四次大迁徙。明末清初张献忠农民失败后，四川一带遭兵火之灾，田园荒废，地广人稀。康熙年间诏命农民迁往开辟垦殖，这是清代有名的一次大迁移，所谓：“移湖广，填四川。”。清同治年间，受广东西路事件及太平天国的影响，部分客家人分迁于广东南路与海南岛、、、澳门、南洋群岛，甚而远至欧、美各洲。这是第五次大迁徙，是太平军失败以后的属于世界范围的迁移。客家先民东晋以前的居地，北起并州上党，西届司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上党在今山西长治县境，弘农在今河南灵宝县南20公里境上，淮南在今安徽寿县境内，新蔡即今河南新蔡县，安丰在今河南渭川固始等县附近。客家先民未必尽出于此，然此实为他们基本住地，欲考证客家源流，不能不注意及此。

客家历史

为什么在这里会产生具有如此强烈地域特色的客家文化呢？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里是一块四周被大山包围的丘陵山地，在它的西面是罗霄山脉，东面是武夷山与九连山脉，南面是南岭，在罗霄山脉的中段还有一条雩山山脉与武夷山相连结，从而把江西的南部与中部隔开，形成一个对外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居民是与赣、闽、粤、浙等南方地区同一族属的百越民，他们“各有种姓，互不统属”。秦汉以后，由于北方汉子不断进入该地区，使得百越民，有的成批汉化，有的被强制迁往江淮地区，有的则退出平原，进入深山老林，成了历史上曾经名藻一时的“山越”民，所以，从总的方面看，这里早已是一块人烟稀少的地方。两晋之际，尤其是唐宋之际，由于北方不断遭受战争的摧残，农村经济凋敝，因而使得大批难民渡江南下，另求生计。在经过不断辗转迁徙之后，部分移民来到了这块被大山屏蔽的赣、闽、粤三角地区，与当地土著相互杂居，并在相对封闭的社会与自然条件下，与土著民相互融合，从而创造出一支以汉文化为主导的、与周边文化相区别的地域文化，这就是客家文化。所以，组成该文化的原始基础是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土著文化和具有汉唐风韵的中原汉文化，而推动该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巨大动力是唐宋以来大批进入赣、闽、粤三角地区的北方移民。故有学者称其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移民文化，亦不为过。正是由于客家文化是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的移民文化，所以它不仅具有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还具有作为移民这一特殊群体所具有的文化面貌。比如，客家文化中所具有的十分强烈的寻根意识与乡土意识，正是移民在离开祖居地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对原有文化的眷恋。同时，也正是由客家人有很长一段漂泊流离的经历及到达定居地以后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从而锤炼出客家人坚忍不拔的意志、勇于开拓的精神、勤劳朴实的品格及善于用血缘、亲缘、地缘等各种条

件建立同宗、同乡、同一文化内相互合作关系的团体主义精神。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实现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变需要。正是由于他们在不断迁徙中求得了生路，寻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所以才使得客家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得出了“人唔辞路，虎唔辞山”、“命长唔怕路远”、“树挪就死，人挪就活”的价值观念。客家民系的形成历史久远。客家人原属中原汉民，历史上因为战乱经过多次迁徙，最后逐渐在广东、福建、广西、江西、四川、、以及海外等地定居下来。客家文化是中原汉文化与南方的土著文化的融合的产物。客家文化的主体是汉文化，因为她更多保持着汉文化的基本特征，但在不少方面也受到土著文化的影响，这就使客家成为既不同于土著又不完全等同于中原汉民的一个汉族民系。客家话是汉语方言之一，客方言的分布地域很广。各地的客家人，虽然所说的客家话有些差异，但相互间不会出现交际上的困难，因为客家话尽管有许多不同的变体或曰次方言，其基本特征却大体相同。客家历史源远流长，培育了大批对中华民族的文明与进步作出重要贡献的出类拔萃的风流人物如洪秀全、孙中山、何子渊、黄遵宪、朱德、叶剑英等。

客家精神

客家精神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其核心在于团结和奋进。这在客家迁徙史和客家文化的诸方面都有很突出很具体的表现。首先是客家先民自身团结的精神形成了很强的向心力。正是这种向心力使他们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把中原灿烂的文明带到南方播衍而不被迁徙地的土著同化。江西赣南，广东梅州的多层围垅屋永定的土楼、长汀的九厅十八井等典型的客家建筑，既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支奇葩”，也是客家人团结奋进的象征。在永定的一些大型土楼内，有石柱雕联、石鼓承柱、雕梁画栋；有天井、花园、假山、盆景、鱼池，美不胜收。甚至还有土楼附设学堂，楼有楼名，柱有雕联，如“振成楼”、“振纲立纪，成德达才”、教人遵纲纪，重德才，奋发进取。这些文化印记无不闪耀着中原文明崇文尚武、耕读传家的精神光芒。其次，这种团结奋进的精神特质，还表现在对异族文化的博采和涵化上。客家先民的南迁，是中原的汉人与迁徙地土著长期斗争而又走向团结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共同体。今天的客家，绝不单靠入迁的中原汉人的自身繁衍，而是经过与当地民族融合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也有其他民系迁入客家居地而被同化成了客家人。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太平天国运动，提出“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姐妹之群”的口号，表现出客家人希望与土著居民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一视同仁那种朴素的民主思想。在客家地区，人们的宗教信仰也是十分宽容和亲善的，儒、道、释以及等教可以亲如一家、同居一寺。连刘邦、项羽这对冤家也可合祀一龛接受人们的膜拜。妈

祖本是沿海地区人们航行的保护神，客家人也把她请到山乡，作为山乡的保护神。客家文化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文化的精华，长期的迁移养成了兼收并蓄取其长、开拓进取不保守的民风，使客家民系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永定客家土楼

福建客家土楼产生于宋元时期，经过明代早、中期的发展，明末、清代、时期逐渐成熟，并一直延续。

至今。福建土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山区大型夯土民居建筑，创造性的生土建筑艺术杰作。福建土楼依山就势，布局合理，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规划的“风水”理念（参见董斌《现代风水精鉴》），适应聚族而居的生活和防御的要求，巧妙地利用了山间狭小的平地和当地的生土、木材、鹅卵石等建筑材料，是一种自成体系，具有节约、坚固、防御性强特点，又极富美感的生土高层建筑类型。

永定客家土楼建筑闪耀着客家人的智慧，它具有防震、防火、防御多种功能，通风和采光良好，而且冬暖夏凉。它的结构还体现了客家人世代相传的团结友爱传统。试想几百人住在同一幢大屋内朝夕相处，和睦共居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客家人淳朴敦厚的秉性于此也可见一斑。一进入土楼，你立即就能感觉到那种深沉的历史感和温和的气氛。

中国“永定客家土楼”于2008年7月6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城举行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客家围屋

客家先民进入赣南之前，这里的土著居住的多为干栏式（架空地面楼居）居所。而土围子，则是明末清初时期，赣粤边境菲盗四起，社会动荡不安，家客的大户人家为有效地保住自家性命，保住聚集的财产，不惜耗费巨资苦心经营修筑，其结构形式由粤东客家标准格式——围拢屋发展变化而成。这一座座固若金汤的庞大建筑，四角建有炮楼，楼内连通，相互呼应，火力交叉如网；御火攻，围内设有多处消防注水口；防围困，围内置设多处粮仓„„对于围屋，如果分得细一些，还可以看出两种基本模式：实心式空心式，实心式，围内主体建筑采用“厅堂式”，只是将两侧横屋升高，连成全封闭式的方形围屋平面，如关西新围，面积10000多平方米，内有三条（一主二次）三堂式中轴线，门道重垂，廊环巷深，厅前还有禾坪、照壁、马廊及花园等设施。空心式，如杨村燕翼围，面积2500平方米，围内不设主体建筑，只沿围的四周建房舍，中间除水井外，就是一个大禾坪。

如今的赣南，是客家人主要聚居地之一，居住着700多万客家人。当遥远的岁月成为往事，而这浸润着客家人血与泪的围屋形式，亦在世人眼里成了客家人的典型家园构造，成了

客家人情感世界的象征符号。它凝聚了客家人整体的心灵感喟，包容了客家人经历的岁月沧桑，留存人们的心里，构成飘泊他乡客家人梦牵魂绕的呼唤。

客家节日

岁时节令的民俗活动起源很早，如春节，源于上古社会的“腊祭”，“过年”的传统也起源于上古。除过年过节，还有四时节令，以及其它俗信纪念。这些活动表达了人们的善良心灵，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在传承旧俗中，不断摒弃陋俗、继承良俗、增添新俗，使传统的岁时节令民俗活动更加绚丽，展示出中华民族客家人的传统文化风采。

客家人对于丧葬之俗，做得十分周到，甚至过于繁文缛节。客家人祖先崇拜意识很浓，对慎终追远的事，十分重视”。一般丧葬仪规可分为葬、埋葬和葬后三个部分，或谓之三个阶段。一般实行二次葬！

客家婚姻

客家人的祖先来自中原，所以他们的婚姻礼俗深受古时风尚习气的影响；客家人属性成规，男婚女嫁定要\"明媒正娶\"，才不为乡闾讥笑。客家人的婚姻方式，都依照古制\"六礼\"。所谓六礼是：\"说亲,送定,报日子和送聘金,盘嫁妆,接亲与送亲,拜堂与吃面碗鸡\"。

客家农事

客家人多住山区，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农产品，以水稻为最。客家地区的水田，近山用溪水，靠河用河水。皆以水车灌水入田。农家肥料，以\"沤粪\"或\"沤火炉灰\"作粪种，参上石灰肥田。稻谷成熟后，收割时，不雇工；约左邻右舍的妇女，到时她们自带镰刀来田里帮助割水稻。这叫“帮工”等她们各家收割水稻时，被人\"帮\"过工的妇女再\"帮\"人家的工。是客家人团结互助、平等相待的好传统的充分表现。

客家服饰

客家服饰讲究朴素实用，宽敞简便。普遍喜穿素色，尤以蓝、黑、白色最为流行。农村女子普遍系着的一种围裙\"掩腹\"，其实可以掩胸，下摆宽及两侧，上端缝花刺绣，另加“颈链”、“腰链”和“牙牌”、“手镯”等服饰。姑娘梳辫，少妇盘髻。劳动者则多穿对补救短衫的，俗称褂哩。读了书的男子多改着西式裤。鞋袜方面，多穿布鞋，是家庭妇女自制的。

客家历史演变的四个阶段

所谓客家人，意指做客他乡之人。专家学者对此曾有“主客说”、“给客说”、“时间划分说”、“自称说”等种种诠释。但无论哪种诠释，真本质都是一致的，即客家人不是原有土著之人，是从外地迁入的。迄今为止，客家人的历史可以说经过四个发展变化阶段。

第一阶段是起源阶段

岭南地区是客家人起源和形成的地方，现在国内和国外各地的客家人，其祖辈都与岭南地区有着渊源关系。客家人的先民是从中原地区来的，所以，研究客家文化和民系的产生，应与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往联系起来。

上古时代，岭南地区就有人类居住，但在秦朝之前，与黄河、长江流域相比，岭南地区的文明程度属于相当落后的蛮夷之地，秦始皇派兵平定岭南之后，中原地区的文化进入了岭南地区，岭南地区的文明才得到了开发。由此可见，秦朝之前不存在中原人向岭南移居的问题，只有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融为一体，南北交往大门正式打开，才使北方人有条件迁入岭南。“赵佗是南下干部第一人”，秦始皇平定、治理岭南时的将士戌卒及官吏和他们的家属，是北方人向岭南移居的第一批移民。这批人来到岭南之后不久，中原地区即发生了陈胜、吴广的，当时的南海尉赵佗为防岭南地区出现，拥兵关隘，封闭南北通道，建立南越国，自封南越王。南越国存在近百年，来自中原地区的秦朝将士戌卒及官吏和他们的家属只能滞留在岭南地区安居生息。到汉武帝时，南越国归并汉朝，这些人留下的子孙也不可能再回到北方，名符其实地成为做客他乡之人。所以，秦朝是客家文化和客家民系的起源时期，当时所留下的将士戌卒及官吏和他们的家属，是岭南地区最早的客家人。

第二阶段是异变阶段

秦朝的将士戌卒及官吏和他们的家属留居岭南，当时虽然客居他乡，但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客家人。作为一个有一定人口规模，有独特文化特征的民系的产生和形成，其必须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异化演变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既把一个地区的土著人同化过来，又不具移民的全部特征。秦、汉、唐三个朝代，是住在岭南地区的北方人向客家人异化演变的重要阶段。这种演变是以秦朝留在岭南的将士戌卒和他们的家属为主体的，他们以军营为生活圈，有继续保持北方人的语音和生活习俗的群体条件，但他们因长期生活在岭南，不可能不受当地土著人的语音和生活习俗影响，尤其是以后随着一些土著人被充实到，已不再是由纯粹的北方人所组成，当地土著人的语音和生活习俗也就更多地渗透到军营中，久而久之，这种以北方人为主体的军营生活群体，语音和生活习惯也就有所变化，成为一支既有北方人语音和生活特征，又有所退化异变，不完全与北方人语音和生活习俗相同的独特群体。这种群体的形成，为今后客家民系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阶段是形成阶段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据史料记载，其中一次是三国至南北朝，尤其是南北朝“五胡乱华”之时，不少中原人为避战乱而南迁；另一次是隋唐时期，因北方匈

奴及其他外部入侵，加上唐末发生黄巢，致使大量北人离乡背井，避乱南方；再一次是宋朝期间，先是宋室南迁，由北宋转为南宋，再后来忽必烈派兵驰驱南下，南宋朝庭又从长江边退到广东，许多中原人民和大批的皇室贵宦及商贾文人随朝庭来到了南方；还有一次是元末明初，因政权更换，中原地区的许多民众再一次为避战乱南迁。这几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可以说，隋唐以前的南迁北人都是以平民为主的，人数居多，却缺乏文化底蕴，宋元之后的北人南迁则不同，他们除了一般平民外，还有不少官宦人家、文人骚客和仁人志士，特别是宋朝，当时中原文化非常繁荣，北人南迁是随官府朝庭不断南移而进行的，他们不仅人来到南方，还带来了浓厚的中原文化。所以，隋唐之前的中原人来到南方，为客家人的数量起了壮大的作用，但因缺乏文化因素，难以形成自己的特色民系文化。宋元之后，随着一些望门贵族和文人骚客来到南方，即使客家壮大了规模，又使客家提升了社会地位和文化品位，促使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最终形成。据史料考证，客家人正式定称于宋朝，在宋朝的户藉立册中，凡是广府语系和潮洲语系的人都列入主册，北方来的人都列为“客藉”。这就说明，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最终形成于宋代。

第四阶段是外迁阶段

现在，全国和全世界各地都有客家人，追根溯源，这些客家人都是从岭南地区迁移出去的。其中明清时期是客家外迁的重要时期。客家人外迁有五个原因：一是因生活所迫，为求新的生存空间。宋元之后，岭南地区客家人爆满，但又无法在潮洲平原和珠三角地区扩展，只好外迁到其他省份，或漂详过海到海外谋生；二是为避难而外迁。这方面的因素以太平天国失败以后的一段时间为甚，太平天国队伍有不少客家人，太平天国失败后许多客家人为避难逃离原藉地，到其他省份的一些穷乡僻壤避难。三是从军从政落居外地。如的客家人，他们的先祖有的是随郑成功收复时去的，有的是随乾隆年间武状元李威光剿海盗时留居的。四是由官府组织外迁。如四川的客家人，他们的先祖多数是清朝“湖广填川”时而迁到四川落居的。五是从商外迁的。明清期间一些客家人到一些地方从商，在一些地方形成了经商群体。

客家包含着东江客家和韩江客家两个系统。在广东，客家地区东起韩江（除潮州平原外）西至北江，包括了粤东、粤北、粤中的绝大部分地区。在这个广阔的区域中，客家分为两个既相同又不完全相同的两个系统，即以龙川为代表的东江流域客家系统和以梅州为代表的韩江流域客家系统。这两个系统相辅相成，构成了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整体。东江流域是客家地区的中轴，它上溯江西赣南地区，下溯珠三角的东莞、增城等地，以龙川为轴心，上下伸延几百公里，构成一个近千公里的客家带。这一带的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始自秦汉，

延至当代，历史悠久，是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基础地。韩江流域是客家的腹心地，它以梅州为核心，东延福建，北接江西，西连东江，方圆几百公里。这个地区是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继发地和标志地，它承接和优化了东江流域客家文化，促成了独特的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最终形成。

关于客家人的分布

（一）中国国内客家人口分布情况

1、内地客家人口分布广东省：有客家人居住的纯客住县市15个：梅县、兴宁、大埔、五华、蕉岭、平远、连平、和平、龙川、紫金、新丰、始兴、仁化、翁源、英德等；非纯客县65个：深圳，韶关、南雄、曲江、乐昌、乳源、连南、连县、连山、阳山、宝安、惠阳、河源、东莞、花县、清远、佛冈、从化、惠东、揭西、陆河、海丰、陆丰、饶平、潮州、揭阳、丰顺、潮阳、惠来、普宁、

【客家乡镇】

广东省普宁市梅林镇、珠海、斗门、龙门、深圳、南海、曾城、博罗、广州、中山、新会、广宁、三水、高要、云浮、封开、高明、新兴、鹤山、开平、台山、郁南、罗定、德庆、阳春、阳西、阳江、遂溪、海康、徐闻、电白等县市。总人口2100万人。

江西省：有客家人居住的纯客住县市18个：宁都、石城、安远、兴国、瑞金、会昌、赣县、于都、铜鼓、寻乌、定南、龙南、全南、信丰、南康、大余、上犹、崇义等县市、非纯客住县有20个：广昌、永丰、吉安、吉水、莲花、泰和、万安、遂川、井冈山、宁冈、永新、万载、萍乡、宜丰、奉新、靖安、高安、修水、横峰、武宁等。总人口1250万人。

福建省：有客家人居住的纯客住县8个：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武平、宁化、清流、明溪等县；非纯客住县：16个诏安、平和、南靖、云霄、沙县、永安、顺昌、泰宁、将乐、邵武、浦城、建瓯、建阳、福鼎、福安、福州等。总人口约500万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没有纯客住县，非纯客住县76个，占全区县市总数的90．5%：邕宁、武呜、宾阳、上林、马山、横县、隆安、大新、抉绥、崇左、宁明、龙州、凭祥、合浦、钦州、防城、溥北、灵山、上思、玉林、北流、容县、陆川、博白、贵港、桂平、平南、柳州、柳江、柳城、武宣、象州、来宾、合山、忻城、金秀、鹿寨、融水、融安、三江、苍梧、藤县、岑溪、贺县、钟山、富川、昭平、临桂、阳朔、平乐、恭城、荔浦、永福、灵川、龙胜、河池、宜山、罗城、环江、南丹、都安、大化、东兰、凤山、巴马、百色、田阳、田东、平果、靖西、那坡、凌云、田林、隆林、西林等。总人口约有460多万人。四川省：无纯客住县，非纯客住县市有35个：成都（市郊）、新都、涪陵、金堂、广汉、什邡、彭县、温江、

双流、新津、简阳、仁寿、乐至、安岳、威远、内江、荣昌、隆昌、资中、宜宾、合江、泸县、仪陇、巴县、通江、广安、西昌、木台、德阳、绵竹、梓潼、会理、华阳、新繁、灌县等县市。总人口约380万人。

湖南省：非纯客住县有个：汝城、郴州、桂东、酃县、茶陵、攸县、浏阳、平江、江永、新田、江华等。总人口约200万人。

浙江省：非纯客住县有：云和、松阳、青田、丽水（莲都）、宣平（现为莲都、松阳和武义所分辖）、龙泉、遂昌、景宁、缙云、泰顺、苍南、汤溪（金华）、江山、衢州、龙游、常山、开化、建德、淳安、长兴、于潜（临安）、新城、分水（桐庐）、昌化（杭州）、玉环等县市。总人口100万人以上。

湖北省：非纯客住县有2个：红安县、麻城县，总人口约15万人。贵州省：非纯客住县有榕江县。总人口约10万人。

云南省：客家人约2万人。 江苏省：客家人约2万人。 安徽省：客家人约2万人。 陕西省：客家人约0．5万人。

维吾尔自治区：客家人约0．3万人。 其他：客家人约300万人。 2、台港澳地区客家人分布

省：非纯客住县有19个县市：桃园县、新竹县、苗粟县、屏东县、彰化县、高雄市、花莲县、台中县、台中市、台北县、台南县、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东县、宜兰县等，总人口460万人。

特区：客家总人口约125万人；澳门特区：客家总人口约10万人。

以上统计中国境内纯客住县41个，非纯客住县246个，纯客住县非纯客县合计287个。 （二）海外客家人分布情况

1、亚洲旅居亚洲的客家人共约380万人，分布在2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印尼约为150万，其主要居住地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苏拉威西、摩鹿加群岛；马来西亚125万，居住在马来西亚各州，尤以马六甲、槟榔屿、霹雳、吉打、柔佛、雪兰莪、沙巴、沙捞越为多；泰国55万，主要居住在曼谷、清迈、北揽坡、万仑、普吉、合艾等城市；新加坡20万；缅甸约10余万，主要居住在仰光、曼德勒、土瓦及墨尔阶等地；越南约15万，以西贡（胡志明市）和堤岸为多；菲律宾约6800人，多集中在马尼拉；印度约2．5万人；日本约1．2

万人，集中在东京和大坂。2、大洋洲旅居大洋洲的客家人约6万人，分布在1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澳大利亚4．3万人，主要居住在墨尔本、悉尼、新威尔士、维多利亚以及南澳洲，培斯及大尼亚洲；另外在大溪地（又译作塔希堤）、斐济、新西兰、所罗门、马绍尔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瑞鲁、西萨摩亚也有客家人聚居。3、美洲旅居美洲的客家人约46万人，分布在2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约28、4万人，主要居住在檀香山、三藩市、纽约等地；加拿大约8．1万人；中南美洲的秘鲁与牙买加是客家人较集中分布、人口也较多的国家，分别有15万人和10万人。在古巴、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苏里南、巴拿马、巴西也有较多的客家人。此外，阿根廷、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多米尼加、玻利维亚也有少数客家人居住。4、欧洲旅居欧洲的客家人约有20万，分布在1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英国最多，约有15万人，法国约有3万人，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也有数千人至上万客家人。5、非洲旅居非洲的客家人约8万人，分布在1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毛里求斯较多，约3．5万人，留尼旺约1．8万人，南非约2．5万人。

中国客家人和海外客家人几项比较

海外客家人和中国国内客家人相比，很多的相同点：迁徙，是客家人的一大特点，另一特点是喜爱零星稀少的群体生活。不论在什么地方，除了少数国家外，客家人口总不多。许多资料表明：19世纪以来，在许多地方，客家人的数目，总是越来越少，其中主要原因是他们爱好迁徒、流动，不愿以大群体方式生活在一起。客家人往往很乐意往山村流动，往边远的山区流动，因为在客家史中，大多数的客家人都有过开采矿山、山区农耕等经历，都习惯于偏僻的山区劳弧生活。他们敢于探险，乐意做开拓疆域的先锋，常常往其他华人不敢去的地方迁徙，这也是他信为什么喜爱的零星散居的形式生活的原因之一。就迁徙的形式而论，他们不同于华商和华工,他们不往繁华的地区流动，哪儿需要开拓，他们就往哪儿去。有风险，哪儿需要开拓，他们就往哪儿去。他价不擅长从事商业活动。另外，有趣的是，客家人乐意再迁徙，换句话说，他们不是迁徙至一处后，就安居乐业，落地生根。他们的迁徙都是尝试性的，当环境不宜，他们就再移往有生机、有兴趣、有\"刺激\"的地方。随时准备再流动也是客家人的特点之一。中国国内的客家人和海外客家人也有很多不同点，特别是在居住的自然环境、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生活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居住的自然环境

首先，从居住的自然环境看，中国国内的客家多居住在连片的山区农村，其中以闽粤赣边区最为典型，少数居住在海岛、城市；而海外客家多数居住在海岛、城市，少数居于山区和农村。海外客家人比较集中居住的地方有：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

加坡、泰国、越南、老挝、缅甸、文莱，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巴拿马、古巴、海地、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苏利南、巴西、秘鲁、非洲的南非、毛里求斯、留尼旺，欧洲的荷兰、英国、法国，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大溪地、斐济、西萨摩亚等。从气候方面来说，中国国内客家多生活在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春夏秋冬四季较为分明；而海外客家多数生活在热带海洋气候区，没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经济生活

其次，从经济生活来说，中国国内的客家多数是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农民，而海外客家多数从事工商业和和服务业。其中美洲和东南亚的客家人，不仅已向专业技术、金融贸易挺进，而且政治上也崭露头角。据1950年当局的有关调查资料，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马来西亚的华侨\"大多数住在城市经商，如开设杂货店、皮鞋店、药店等，还有一些则从事建筑业、典当业。在山区者，多以开采锡矿及种植橡胶、椰子为业\"。印尼是客家华人最多的一个国家，\"所操职业，以经商为多，其中以经营杂货、酒酪、皮鞋、首饰、衣服、药材等业者众\"。东帝汶客属侨胞，\"多经营杂货、药材等商业行业，亦有从事种植业者\"。美国的客家人，在纽约及东部地区，\"以经营餐饮及洗衣业者为多。此外，则为杂货商店及出入口公司，亦有从事农业者\"。旧金山客家人\"经商和种植为其主要职业\"。在巴拿马的华侨中，客属人士占一半，\"以原籍广东惠阳，赤溪者为多，皆从事工商业\"。古巴华侨中客家人约数千，\"以经营工商业\"。在牙买加，华侨几乎全部都是客家人，\"尤以原籍广东东莞、惠阳、宝安者为多，在当地颇有势力，多操工商业\"。千里达的客家人\"以经商者为多，在当地社会地位颇高\"。在苏利南：'亦有客属侨胞数千人，颇有经济势力\"。这种职业分工，和中国国内以农业种植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基本职业是很不相同的。

社会文化生活

又次，从社会文化生活来说，中国国内的客家人是汉族的一支民系，是生活在没有种族歧视且占人口多数的主体民族的国家之中；而海外客家人属于海外华人的一个支系，海外华人除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少数国家属主体民族外，绝大多数国家的海外华人都属于少数民族。与中国国内相比，海外客家人生活在种族构成、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语言民俗等方面都相对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海外客家人生活的国度，大多具有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特点。美国、加拿大及大多数美洲国家都是移家，大洋洲、东南亚各国也具有多民族的特点。比如，我们所熟知的马来西亚，就是主要由印尼人、华人、印度人三大主体民族组成的移家，美国更是由欧洲移民为主包括了亚洲、非洲、许多国家移民构成的国家；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个岛国，也是由印度人、黑人、华人组成的移家，宝安客家人何

才在70年代担任总督；南美洲的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人口约71万人，内有华人、白人、印第安人及非洲印度混血族，华人约有5000人，以原籍惠州的客属人士最大多。该国于1966年5月脱离英国统治宣布，并由客家人张亚瑟当选为首任总统。1999年，有客家血统的华裔伍冰枝当选为加拿大总督兼三军总司令。目前，海外客家人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出现了不少杰出人物，客家人在世界各地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呈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