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尚义
崇德尚义 进取有为——儒家⽂化的⼈⽂精神 儒家⽂化是中国传统⽂化的主体和核⼼，对于我们民族⼼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儒家⽂化博⼤精深，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今天，我们重新研究学习这些精神，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价值体系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崇德尚义 儒家⽂化重视⼈的德性品格，重视德性的培养和⼈格的提升。孔⼦说“朝闻道，⼣死可矣”，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死还重要。孔⼦说“杀⾝以成仁”，孟⼦说“舍⽣⽽取义”，都是认为对道德信念的坚持不受物质条件影响。儒家的这种思想在社会上造成了崇德尚义的⽓氛。这种精神追求，通过古代的⽂明规范体系“礼”，形成了中华“礼义之邦”的社会风尚。 孟⼦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舞⼈们追求坚定独⽴的⼈格尊严，不被任何财富所腐化，不受任何外⼒所威胁，为那些捍卫正义和美好⽣活的⼈们提供了精神激励和⽀持。在这样的精神影响下，儒家⼀贯强调明辨义利，主张明理节欲，在价值评价上对坚持道德理想追求的⼈进⾏褒扬，对追求个⼈私欲的⼈加以贬斥，⼈的“美德”和修养始终受到重视。在中华⽂化的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以重视礼义廉耻、奉⾏仁孝忠公诚信为核⼼的传统美德体系。 在这种道德取向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化重视⼈的德性品格，重视⾃觉修养和意志锻炼，同时在政治上强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注重⽤道德礼俗实现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反对以刑罚暴⼒管理社会；对外则强调“以德服⼈”，反对“以⼒服⼈”。这些都凸显了中国传统⽂化特别重视道德⽂明的特⾊。 群体优先 在中国传统的⼈⽂⽂化中，重视⼈但不是强调个⼈，⽽是重视⼈伦。中国传统⽂化总是把⼈作为⼀定的伦理关系中的⼈、在⼀定的伦理关系中负有伦理责任的⼈，从⽽使个⼈的德性和价值实现紧密地与他和他⼈的关系相联结。君⾂、⽗⼦、夫妇、兄弟、朋友五伦所代表的政治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和忠孝仁爱信义的德性品格相互配合与对应。⼈活着不是为了⾃⼰，⽽是为了⼈伦关系的美满。 同时，中国传统⽂化重视处理群⼰关系，强调群体的利益⾼于个体的利益。群体的利益是公，个⼈的利益是私，于是关⼼国家⼤事、关⼼天下事就成为中国⼈发⾃内⼼的责任，成为⼀种不可遏⽌的忧国忧民情怀。孟⼦说，君⼦要“⾃任以天下之重”，就是要把天下⼤事作为⾃⼰的责任；⼜说“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汉代以后的⼠⼤夫始终强调“以天下为⼰任”，“以天下之名教是⾮为⼰任”。北宋范仲淹⾃颂其志说“先天下之忧⽽忧，后天下之乐⽽乐”，明代东林党⼈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清初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天下”的观念，是中国⼠⼤夫能超越家庭主义、地⽅主义⽽始终把国家整体事务作为⼰任的⽂化思想的根源。在这种思想⽂化⾥，不仅个⼈对他⼈、对群体的责任意识始终被置于⾸位，也凸显了以⼩我成就⼤我、以牺牲个⼈和局部利益维护整体和全局利益、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的价值取向。 进取有为 进取有为的精神，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发达的时期起过巨⼤的积极作⽤，⽽且在我们民族危亡之际更成为激励⼈们的强⼤精神⼒量。如杜甫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裳”、“出师未捷⾝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陆游的诗“王师北定中原⽇，家祭⽆忘告乃翁”，⽂天祥的诗“⼈⽣⾃古谁⽆死，留取丹⼼照汗青”，这些读来回肠荡⽓的诗句具有强烈的感召⼒量，⽆不体现了⾃强不息的精神，也发挥了爱国主义的激励功能，培育了中华民族反抗压迫、维护民族⽂化⽣命的精神。 中华⽂化从夏商周以来传承连续，从未中断。在民族融合中，国家的政治统⼀成为历史的主流。所以，中华民族不仅⼏千年来⽂化传承连续不断，⽽且赖以⽣存的政治实体在不断扩⼤的同时也基本保持了稳定统⼀。抗战时期，哲学家冯友兰曾说：“并世列强，虽新⽽⽆古；希腊罗马，有古⽽⽆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他总是引⽤《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来说明中国是⽂明古国，但始终在与时俱进地发展，并在这种发展中保持了⽂化的连续性。 近代历史学家曾就中国历史⽂化的三⼤特征探讨过三个问题。第⼀，地域辽阔，⼈⼝繁盛，先民何以开拓⾄此？第⼆，民族同化，世界少有，何以融合⾄此？第三，历史长久，连绵不断，何以延续⾄此？历史学家认为，从这三个特征来看，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必然有⼀种伟⼤的⼒量寓于其中。这个⼒量就是我们的⽂化，它给了中华民族伟⼤的⽣命⼒和内在的凝聚⼒。今天，我们的⼀个重要任务就是去发掘它、维护它，承担起发展中华民族⽂化和精神的重⼤责任。 ⽂化⾃觉 中国优秀传统⽂化的连续传承，在很⼤程度上要归功于儒家的⽂化⾃觉。⾸
先，2500年前孔⼦整理三代以来的⽂化，确⽴了中国最早的经典⽂本，建⽴了中国传统⽂化的经典意识，并形成了⽂化传承的使命感。⽽后，孔⼦所开创的儒家学派努⼒传承六经、代代传经释经，后⼜形成⼀种道统的意识，历代的儒家学者始终以传承发扬中国传统⽂化的经典和维护华夏⽂化的⽣命为神圣使命。其次，中国⾃古以来就有⼀个注重历史的传统，很早以来历史的记述不断，⽽且受到珍视。历史的记述起着承载民族历史记忆、建构民族⽂化认同的重要作⽤。儒家在这⽅⾯也起了重要作⽤。最后，很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夫在政治实践、地⽅教化和⽂化活动中始终⾃觉传播、提供、强调中华⽂化的价值观念，使得这些价值观念渗透在⼀切⽂化形式之
中，从⽽影响到全体民众的⽂化⼼理 进取有为——儒家⽂化的⼈⽂精神
儒家⽂化是中国传统⽂化的主体和核⼼，对于我们民族⼼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儒家⽂化博⼤精深，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今天，我们重新研究学习这些精神，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价值
体系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崇德尚义
儒家⽂化重视⼈的德性品格，重视德性的培养和⼈格的提升。孔⼦说“朝闻道，⼣死可矣”，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死还重要。孔⼦说“杀⾝以成仁”，孟⼦说“舍⽣⽽取义”，都是认为对道德信念的坚持不受物质条件影响。儒家的这种思想在社会上造成了崇德尚义的⽓氛。这种精神追求，通过古代的⽂明规范体系“礼”，形成了中华“礼义之邦”的社会
风尚。
孟⼦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舞⼈们追求坚定独⽴的⼈格尊严，不被任何财富所腐化，不受任何外⼒所威胁，为那些捍卫正义和美好⽣活的⼈们提供了精神激励和⽀持。在这样的精神影响下，儒家⼀贯强调明辨义利，主张明理节欲，在价值评价上对坚持道德理想追求的⼈进⾏褒扬，对追求个⼈私欲的⼈加以贬斥，⼈的“美德”和修养始终受到重视。在中华⽂化的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以重视礼义廉耻、奉⾏仁孝忠公诚信为
核⼼的传统美德体系。
在这种道德取向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化重视⼈的德性品格，重视⾃觉修养和意志锻炼，同时在政治上强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注重⽤道德礼俗实现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反对以刑罚暴⼒管理社会；对外则强调“以德服⼈”，反对“以⼒服⼈”。这些都凸显了中国传统
⽂化特别重视道德⽂明的特⾊。
群体优先
在中国传统的⼈⽂⽂化中，重视⼈但不是强调个⼈，⽽是重视⼈伦。中国传统⽂化总是把⼈作为⼀定的伦理关系中的⼈、在⼀定的伦理关系中负有伦理责任的⼈，从⽽使个⼈的德性和价值实现紧密地与他和他⼈的关系相联结。君⾂、⽗⼦、夫妇、兄弟、朋友五伦所代表的政治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和忠孝仁爱信义的德性品格相互配合与对应。⼈
活着不是为了⾃⼰，⽽是为了⼈伦关系的美满。
同时，中国传统⽂化重视处理群⼰关系，强调群体的利益⾼于个体的利益。群体的利益是公，个⼈的利益是私，于是关⼼国家⼤事、关⼼天下事就成为中国⼈发⾃内⼼的责任，成为⼀种不可遏⽌的忧国忧民情怀。孟⼦说，君⼦要“⾃任以天下之重”，就是要把天下⼤事作为⾃⼰的责任；⼜说“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汉代以后的⼠⼤夫始终强调“以天下为⼰任”，“以天下之名教是⾮为⼰任”。北宋范仲淹⾃颂其志说“先天下之忧⽽忧，后天下之乐⽽乐”，明代东林党⼈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清初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天下”的观念，是中国⼠⼤夫能超越家庭主义、地⽅主义⽽始终把国家整体事务作为⼰任的⽂化思想的根源。在这种思想⽂化⾥，不仅个⼈对他⼈、对群体的责任意识始终被置于⾸位，也凸显了以⼩我成就⼤我、以牺牲个⼈和局部利益维护整体和全局利益、以国家和
民族利益为上的价值取向。
进取有为
进取有为的精神，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发达的时期起过巨⼤的积极作⽤，⽽且在我们民族危亡之际更成为激励⼈们的强⼤精神⼒量。如杜甫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裳”、“出师未捷⾝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陆游的诗“王师北定中原⽇，家祭⽆忘告乃翁”，⽂天祥的诗“⼈⽣⾃古谁⽆死，留取丹⼼照汗青”，这些读来回肠荡⽓的诗句具有强烈的感召⼒量，⽆不体现了⾃强不息的精神，也发挥了爱国主义的激励功能，培育了中华民族反抗
压迫、维护民族⽂化⽣命的精神。
中华⽂化从夏商周以来传承连续，从未中断。在民族融合中，国家的政治统⼀成为历史的主流。所以，中华民族不仅⼏千年来⽂化传承连续不断，⽽且赖以⽣存的政治实体在不
断扩⼤的同时也基本保持了稳定统⼀。抗战时期，哲学家冯友兰曾说：“并世列强，虽新⽽⽆古；希腊罗马，有古⽽⽆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他总是引⽤《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来说明中国是⽂明古国，但始终在与时俱进地发展，并在这种发展中保持了
⽂化的连续性。
近代历史学家曾就中国历史⽂化的三⼤特征探讨过三个问题。第⼀，地域辽阔，⼈⼝繁盛，先民何以开拓⾄此？第⼆，民族同化，世界少有，何以融合⾄此？第三，历史长久，连绵不断，何以延续⾄此？历史学家认为，从这三个特征来看，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必然有⼀种伟⼤的⼒量寓于其中。这个⼒量就是我们的⽂化，它给了中华民族伟⼤的⽣命⼒和内在的凝聚⼒。今天，我们的⼀个重要任务就是去发掘它、维护它，承担起发展中华民族
⽂化和精神的重⼤责任。
⽂化⾃觉
中国优秀传统⽂化的连续传承，在很⼤程度上要归功于儒家的⽂化⾃觉。⾸先，2500年前孔⼦整理三代以来的⽂化，确⽴了中国最早的经典⽂本，建⽴了中国传统⽂化的经典意识，并形成了⽂化传承的使命感。⽽后，孔⼦所开创的儒家学派努⼒传承六经、代代传经释经，后⼜形成⼀种道统的意识，历代的儒家学者始终以传承发扬中国传统⽂化的经典和维护华夏⽂化的⽣命为神圣使命。其次，中国⾃古以来就有⼀个注重历史的传统，很早以来历史的记述不断，⽽且受到珍视。历史的记述起着承载民族历史记忆、建构民族⽂化认同的重要作⽤。儒家在这⽅⾯也起了重要作⽤。最后，很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夫在政治实践、地⽅教化和⽂化活动中始终⾃觉传播、提供、强调中华⽂化的价值观念，使
得这些价值观念渗透在⼀切⽂化形式之中，从⽽影响到全体民众的⽂化⼼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