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对象范例

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对象范文1

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发展而来，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将政治经济学推进到新的高度。今天，政治经济学以揭示经济制度历史运动规律为主要研究目的，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关系运动，包括各种社会历史形态下的生产关系运动;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则研究特定社会历史形态下的生产关系运动。同时，政治经济学不是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研究生产关系。只要存在人类生产、存在社会生产关系及其运动，只要人们想认识这种生产关系运动，就需要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

坚持并发展政治经济学，有助于辨明社会进步的正确方向

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及相应的价值取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目的在于揭示一定社会生产方式运动的历史规律，进而证明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合理性或不合理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自产生起便把价值理论作为内容。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巩固，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发生转移，由价值理论转变为均衡价格论，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的原因是，当时对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的历史必然性的理论论证已无特殊意义，如何实现资源的充分有效配置成为更重要的经济命题;另一方面的原因更为主要，若坚持彻底的价值论，就会导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当性、合理性的否定，这是资产阶级不愿看到的结果。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同样是价值理论。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严格区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价值与价格（交换价值），创造了劳动二重性学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从而为剩余价值论奠定理论和道义基础;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造成人的“异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只是历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终将与生产力发展产生根本冲突，最终被新制度所取代。

今天，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我们把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看到，中国经济取得骄人成绩，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以彰显，也要看到，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矛盾重重，但仍是当今世界的重要存在;我国是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生产力基础仍不充分具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仍然需要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证明。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坚持并发展政治经济学，有助于认清经济制度历史运动规律，看清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巨大优势，辨明社会进步的正确方向。

只要积极回应、正确解答时代问题，政治经济学就富有生命力

政治经济学在回答时代问题中不断发展，也在回答时代问题中获得强大生命力。今天，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时代问题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解答的难度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能不能以及如何与市场经济成功结合作出了开创性的初步解答。下一步我国发展仍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公有制经济如何在不失公有本质的基础上满足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公有制经济怎样形成市场交易机制所要求的严格产权界区？这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的基本问题，恰恰是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所要回答的根本命题。

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对象范文2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经济学而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关键不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与旧制度主义者一样，新制度主义者也是从批判流行经济理论“过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着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建立在确定性和无限理性基础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放弃这一基本假设的方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局部上说都是意义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进而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最后对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进行比较。

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

诺思指出：“我们应注意不断地把传统正规新古典价格理论与我们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试图去替代新古典理论，我们的目的是使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人类更有用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新古典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部分——特别是作为一套强有力分析工具的价格理论应与我们正在构建的制度理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但这种批判并非全盘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发展和扬弃。。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三个问题：(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和经济组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2)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化。(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威廉姆森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说和微观经济学是一致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一些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继承，但新制度经济学的“新”也表明在方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充分假设，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技术本质，也在于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和结构。后者带来了不同组织类型中信息传递和激励的区别。(3)新制度经济学使用的比较方法是两种可行形式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将可行形式与抽象无摩擦形式进行比较。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可表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制度问题，是对古典经济学关于制度变量假设部分的进一步发展。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新制度经济学流派在研究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径和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更注重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详细考察，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表现出鲜明的特点：第一，重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以经济制度的产生、变迁及其作用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会对制度结构及人们具体的经济选择行为产生影响。显然制度的产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实的资源，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费用，然而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却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被认识到。不仅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即使是他们的批评者也都想当然地把这些制度和交易费用看成黑箱或无摩擦状态。这与他们在经济研究过程中舍弃制度变量紧密相关。第二，试图从文化、心理、历史、法律的角度寻找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础。制度的一种产生方式是通过人类的长期经验形成的。当一种经验或习俗被足够多的人采用时，这种规则就会逐渐变成一种传统并被长期地保持下去，锁定为一种行为方式或传统习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多数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发展起来的。并且，多种制度的特有内容都将渐进地沿着一条稳定的路径演变。学者称这样的规则为“内在制度”。凡勃仑把制度形成的基础归于思想和习惯，“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联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思想习惯又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加尔布雷思则认为，现实的“经济制度”(私有制、货币、商业、利润等)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及其他非经济因素。注重对包括习惯、思想在内的内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鲜明特点。第三，新制度经济学一个重要特点是经验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同时，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研究，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生改变。。阿尔斯通指出：“借助关于制度的理论知识和现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动我们积累关于制度变革理论知识的唯一方法。”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准和理论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基准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罗伯特·D·库特对“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释：“从强调交易成本解释的角度说，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权利(即产权)的初始配置并不影响效率。”科斯定理是认识产权功能的理论基准。科斯定理说明，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就所有制来说，无论它是国有或非国有，谁拥有财产对效益并不相关。而在现实生活中，产权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关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出寻找答案的路径：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什么因素与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设恰恰相反，导致产权与效益无关。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现代产权理论大厦的基础。1937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等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的最终目的也是为节约交易费用。他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和分工的方式(即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组织劳动和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劳动和分工的费用。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了，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因此，企业替代了市场。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市场交易，都存在着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通过企业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比通过市场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低。。企业运用收购、兼并、重组等资本运营方式，可将市场内部化，消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交易费用。科斯这一思想为产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广泛重视。尽管交易费用理论还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进之处，但交易费用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经济学的传统面目，给呆板的经济学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虚假假设之上的完美经济学体系的一统天下，为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新的研究领域。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经济学更加完善，而且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说：“认为《企业的性质》的发表对经济学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们重视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错了。在我看来，人们极有可能产生这种想法。我认为这篇文章在后来会被视为重要贡献的是将交易成本明确地引入了经济分析。”也许，该理论目前应用于现实生活中还有距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经济理论的巨大创新意义。四、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上的区别在于：前者采用微观、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观、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费用为理论基准，后者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参照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是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个人主义的方意味着所有的经济绩效最后必须由个人行为来解释。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的假定予以继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人所处的经济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及人自身能力的性，信息是稀缺的资源，因此总有意识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会导致：想达到理性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们仍继承了古典的个人主义方，同时就不可避免地使用与这一方相一致的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边际、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对环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现实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有改进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结论。其对市场现实分析得出的产权理论，成为支撑其整个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基石。但其整个学说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质上仍是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的制度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是一个自然发展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它既阐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变迁，揭示了制度的动态性、历史性及其演变规律，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阐释了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分析了微观层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观层面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在理论分析中，坚持了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史实的分析中，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他的社会历史哲学观。马克思的社会系统观、结构观、发展观、动力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观，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学工具，使其制度经济学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动态的、宏观的理论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相似处在于：第一，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都对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结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曾说过：“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性，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明显地受到经济学基本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分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提出制度的动态性和历史性，这是借鉴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产生、演变规律的分析。第二，都强调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定义的“制度”即经济关系与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它的变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有自身的运动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制度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反之则阻碍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在1971年发表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文中，诺思明确提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观点。他说“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进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更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它们不过是由制度创新所引起的某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的表现而已，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五、结论

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对象范文3

从研究对象上看，如何将稀缺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怎样重点研究“两难”，处理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难”困境，使经济在“两难”中前行，应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两难”的本义是面临困难的选择，进退维谷，在现实中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体现。“两难”之所以难，是因为它是矛盾的两个对立面，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而两者的存在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对“两难”问题首先要权衡取舍，找出矛盾的主要方面。

今年的《工作报告》提出，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为7.5%，这是自2005年来GDP预期增长目标首次放弃保八。预期增长目标的降低为进一步促进各项改革预留了更大的空间，这也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调整经济结构将可能成为我国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两难”问题不断增多，化解的难度不断加大。有“两难”并不可怕，关键是怎样从理论上认真研究“两难”的矛盾症结所在，权衡“两难”，决择“两难”，平衡“两难”，指导中国经济在“两难”中前行，让中国经济学理论在研究“两难”、化解“两难”中自信自强。

中国经济内生增长与可持续发展正面临坚持房地产与稳定经济增长的“两难”问题

近年来，城市住房价格增速严重偏离居民收入增长水平。房价过高成为目前城乡居民的普遍感受。然而，在国民经济构成中，高速发展的房地产却成为保障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之源，部分地区出现经济增长被房地产“绑架”的现象。2010年颁布“新国十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但房价总体仍处于高位。对房地产市场的势在必行。但房地产业是各行各业开发的先导，综合性强，关联效应大，直接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房价“保民生”会影响房地产业的发展速度，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的增速。据测算，每年房地产行业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近2%，房地产每投入100元即可创造出相关产业约200元的消费需求。对于地方而言，由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处理好房地产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任务更加艰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城镇化的发展陷入“两难”：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持久动力，但地方利用城镇化的发展推高了城市房价。

当前，如果放松，房价可能会报复性地反弹上涨；如果持续地严厉控制，那么有可能因为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下滑而影响到几十个实体经济产业。就房地产市场本身而言，改变这种“两难”境地的关键在于：在保持房地产稳定性的同时，积极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供给体系，引导和支持“先租后买”梯度消费模式，满足人们多元化的需要，改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状况。如同当前的公共汽车、地铁、低档车、豪华车各行其道的多层次交通体系能够基本满足人们的出行需要一样，住房也需要形成多层次的供给体系，通过多向分流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就整个宏观经济而言，摆脱这种两难处境还需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业的局面，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后要加快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充分发挥现代服务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并积极扩大民间投资，发展中小企业，推进城镇化进程，以新举措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我国地方收入过度依赖土地财政、过度依赖融资平台和过度依赖转移支付等问题的解决，客观上要求加快财税改革，实现地方事权与财力相匹配。

中国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和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分配制度改革正面临提高劳动收入与企业发展成本升高的“两难”问题

一方面，目前我国劳动者收入偏低，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直接关乎民计民生。另一方面，当前，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利润比刀片还薄”，同时还面临融资困难、用工艰难、市场萎缩、负担沉重、成本攀升等问题。在权衡收入分配改革与企业发展的“两难”问题时，应注意四点：第一，在推进改革过程中，要对中小企业减税、减费、减负，增强其应对成本升高的能力，并重视对企业的引导，使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要“化税为薪”，综合考虑纳税人收入支出状况，实施个税改革，使中低收入者获得更多实惠。第三，要推行工资的集体协商，积极建立工资增长的机制，使职工的工资增长与企业效益适度挂钩。第四，要适度降低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所得，提高居民所得和企业所得，实现藏富于民。

中国经济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正面临资源价格改革与物价的“两难”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经济增长付出巨大代价，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和高污染问题严重。尽管面临着能源供给的硬约束，高能耗、低效率的状况却一直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由于资源价格未能准确反映出资源的稀缺程度，价格引导机制的缺失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和低效使用。价格信号及时、正确地显示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必须加快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形成企业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的倒逼机制。但是资源性产品多属生产资料，其价格上涨会向下游产品传导，从而加剧物价上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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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语言哲学、语言社会学等众多交叉研究领域把语言放在不同于以往的语境下一样，语言经济学把语言放在特定的经济学语境中进行考查，实现了语言研究的又一次跨界和飞跃。在语言经济学的语境中，语言也被赋予了不同于传统语言学和其他语言学交叉学科视角的特征和作用，不仅实现了语言自身价值的提升，也对支撑语言经济学的两门主流学科———经济学和语言学研究有所推动和发展。那么，语言经济学对语言的认知和界定与以往有何不同，语言经济学的语言观又是怎样的呢?

1．1语言具有价值、效用、成本、收益等经济特征

语言经济学超越以往任何阶段的语言研究对语言经济特征的认识，明确提出语言具有价值、效用、成本、收益等经济特性。这一观点最早由语言经济学的创始人JacobMarschak提出，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实质和特征，是语言经济学的思想核心。。但是他们都没有对语言的经济性特征达到如此深刻的认识，没能就语言的经济特性提出如此具体明确的论断。对于语言与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他指出:“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一只狗与另一只狗进行公平的、有意识的骨头交易”，因此，“交易需要语言”。［13］语言学大师索绪尔著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很多方面体现了经济学思想，他还认为研究语言学与研究政治经济学存在着相似性，其相似性在于“人们都面临着价值这个概念。它在这两种科学里都是涉及不同类事物间的等价系统，不过一种是劳动和工资，一种是所指和能指”。［16］向明友研究认为，索绪尔的语言价值学说，组合、聚合学说及共时、历时理论的形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德国、法国、瑞士及奥地利等国的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的影响或启示。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在借鉴经济学思想为语言学研究所用上，索绪尔留给后人的启示和缺憾，进而预言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将会为现代语言学的言语及言语行为研究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借鉴。［17］Marschak上述论断虽然看似简单，但是就人类对语言的认知和研究而言，却是一次质的飞跃，虽然在提出语言的这几个经济特性的同时，Marschak并没有对它们进行详细的解释和阐述，但这些特性却在后来语言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印证和证明。现在看来，这一发现在当时能够被提出更显得难能可贵，意义重大，它总结出了语言以往不为人知的重大特征，既扩大了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和范围，也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开辟了一片语言研究的新天地。

1．2语言是人力资本、公品和制度

我国学者张卫国经过深入研究，在总结分析中外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支撑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三个重要维度:语言是人力资本、公品和制度。他对作为人力资本、公品和制度的语言分别进行了充分而翔实的论证，在此基础上对各方面的已有研究和未来可能开展的研究进行了分析和展望。他的这项研究在语言经济学研究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18］首先，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语言经济学认为，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看，语言是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学习一种或多种语言是对人力资本特定形式的投资。。语言作为一种技能，自然会产生经济效益。多语能力可以使人在胜任不同经济环境的工作和增加国际贸易与旅游的机会等方面更具有竞争优势。多说一种语言的能力还可以增加个人可能的贸易伙伴数量，进而对其工作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语言能力能够增加人力资本的储备，因此人们乐于通过投资去获取这项技能。语言的人力资本特性还涉及语言学习的投资回报率的问题，因此，双语教育以及二语习得等也在语言经济学关心的范畴。张忻［19］分析指出，把语言界定为一种人力资本是语言经济学家的创举。

语言是可以用来补充和取代其他类型资本的人力资本，是获得其他人力资本(知识和技能)的工具性资本。语言的“资本性”是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学习外语是对人力资本生产的一种经济投资。人们学习外语的部分原因是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即考虑学习外语的“投资费用”和学成语言后的“投资预期效益”。用一种或多种外语进行交流的语言技能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一种高含金量的“语言资本”，因为预期回报高，所以人们对投资外语学习乐此不疲。语言的经济价值有高低之分，主要是取决于该语言在各种任务、各种职业和部门的活动中的使用程度，而使用程度又受到该语言的供求法则的支配。语言这一人力资本的经济效用取决于诸多因素，这包括劳动力市场的急需程度、交易市场的应用多寡、消费心理取向、人际交往的频率等等。另外，作为人力资本的语言，既然拥有经济价值，就会影响人们对它的态度和判断，小到个人选择学习何种语言，投入多少，大到一个国家针对一种语言应采取何种和措施，都需要设计和规划。一般认为，语言是指关于语言和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一系列有意识的选择;对某种语言的实施，也就是付诸行动，则是语言规划。就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而言，语言和语言规划对其经济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它应该被列为国策的一部分。由此，语言与语言规划的研究也成为语言经济学的重要部分。针对作为公品和制度的语言，迄今为止，张卫国［18］的研究是最为翔实的。虽然在他之前，也有语言学家和经济学家如索绪尔［16］、黄少安［20］提出类似的观点，但是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或者进行如此充分而翔实的分析的，非他莫属。他分别从语言作为公品和制度的命题界定、实际应用和思考等不同方面阐述并举证了他提出的命题。。这也为语言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更多的命题和更大的空间。

1．3语言是生产力

从语言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语言还具有另一个非常明显的经济性特征，即语言的生产力特征。语言的生产力特性至今为止尚没有人明确提出，但并不是没有涉及，在谈到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时，涉及到了人力资本的三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生产性，也就是说，具备生产性是语言成为人力资本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在承认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的同时实际上就已承认了语言的生产性，也就承认了语言是一种生产力。但是，本文认为，语言的生产力属性是一个重要而又意义重大的特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和论证。首先，从语言自身的特征来看，语言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具备生产性潜力。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语言除了具备描述和反映客观世界、表达思想感情的功能以外，还具备以往未被发现的施事功能。奥斯汀［21］在其名篇《论如何以言行事》中最早明确了语言的这一功能。无论他的叙述句和施为句之分，还是之后的言语行为三分说，都明确肯定了语言具有施事功能，从而为后来的言语行为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研究成果让我们认识到，语言不仅可以对客观世界和人类进行静态描述，还可以引发动态能效，人们在说话的同时也在做事。这样，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就发生了划时代性的变化。韩礼德［22］系统功能语法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语言是用来做事的。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把语言功能概括为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认为语言是对存在于主客观世界的过程和事物的反应;人际功能，认为语言是社会人的有意义的活动，是做事的手段，是动作，其功能之一必然是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语篇功能，认为实际使用中的语言基本单位不是词或句，而是表达相对来说是完整思想的语篇，前两种功能最后要由说话人把它们组织成语篇才能实现。深入考察三者的关系可以发现，“做事”功能实际上贯穿于三者之间，把三者连结成有机整体。它具体体现于人际功能中，通过概念功能和语篇功能最终得以实现，是语言整体功能的核心。

在综合和借鉴多家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批评话语分析学说更是认为语言具有极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它与客观世界和人类意识形态的变革和改变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语言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现实，更能够构建和改变社会现实。。后来他进一步把话语分析看作是社会语言学的一部分，充分吸收和借鉴了批评社会科学的养分，对话语分析的内涵又有了新的认识，从而把话语分析的使命上升为干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参与社会变革。。。。［24］由此不难看出，如同功能语言学的其他研究成果一样，批评话语分析充分认识和肯定了语言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认为语言对于客观世界和人的思想具有改变和构建作用。另外，从生产力这一概念的内涵来看，语言符合生产力的定义和要件。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即生产力。通俗地讲，生产力就是人们进行生产活动的能力，它是人们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基本物质基础条件。因此，生产力又有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之分。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对象，具有一定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的劳动者。从语言的特征来看，它所具备的三个要素分别是: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即语言的字、词、句、语篇等不同构成形式;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对象，即运用语言组建的各类产品和结果;具有一定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即以不同形式使用语言的人。综上，语言符合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和要件，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力。语言功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语言既是一种物质生产力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生产力。语言的生产力属性体现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活动中，如各种经济、文化、文学作品的生产创作、商务贸易谈判、日常讨价还价等各类活动中。

2、结语

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对象范文5

一、财经类高校“理性人假设”的课程建设背景

(一)财经类高校经济学类学科教育现状

财经类高校是以财经类专业为主的院校，学校绝大部分本科专业都以经济学为必修课程，同时，学校会根据自身的财经特色面向其他非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开设财经类课程的系列选修课，可以说，在财经类高校，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覆盖面非常广。例如，南京某高校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就明确指出，其专业的核心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双语)、宏观经济学(双语)等。在实际教学中，学校也提供了大量与经济学知识相关的选修课程，供非财经类专业学生学习。例如，南京某高校通识教育选修课课表中就包含着大量经济学相关的课程，如经济学入门、经济统计学和中国经济专题等［1］。财经类高校以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相关课程为课程设计的重心，在人才培养方面也以具备一定的经济专业知识为教育目标。因此，财经类高校的学生，不只是专业较为对口的经济管理相关专业，其他专业的学生也会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有通识化认识。这样的安排一方面充分利用财经类高校丰富的教师和教学资源，对在校学生进行恰当的财经类相关知识的教育，掌握基本的财经观点;另一方面，这样的教学安排也使得一些学生对“理性人假设”的相关知识一知半解，仅仅理解“理性人假设”作为西方经济学核心观点的积极性一面，而忽视其存在的固有弊端，使得学生在试图理解经济知识和经济现象的过程中陷入迷惑的境地［2］。

(二)“理性人假设”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地位

同时，“理性人假设”在经济学相关课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西方经济学注重由假设前提出发，经过逻辑推理得出结论，“理性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前提，也是西方经济学立论的原点。自希腊哲学时代，西方先哲就以“理性”来彰显人的本质属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一种生命物就存在于它所特有的种属活动之中，也构成它同其他生命物种的界限。”而“理性”就是人所特有的本质的活动。因袭西方哲学的理性传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将“理性”与人在经济活动中的“逐利”本性结合起来，甚至将“理性”的内涵直接在“逐利性”之内，从而推导出“理性人”这一假设［3］。“理性人假设”的基本内涵包括:“理性人”是指在经济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的基本特征的一般性抽象，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都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西方经济学不仅以“理性人”作为进一步推理的假设前提，更将其视作经济活动中本质的“人”的属性，即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在对“理性人”的研究之中，也即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理性人”的经济活动，非理性人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不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中。因而，财经类高校在开展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首先就是让受教育群体接受西方经济学中“理性人”这一假设，只有在接受这一假设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进行后续的授课。

二、财经类高校“理性人假设”课程建设的必要性

(一)“理性人假设”的形成逻辑

“理性人假设”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步发展的。亚当·斯密作为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同样认为人作为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首要目标就是满足自身的私利，只有满足人私利的活动才有可能激发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热情，自利活动所形成的“看不见的手”最终形成了完备的市场机制。在伦理学领域，穆勒将追逐利益的活动同人的本质属性结合起来，并以“功利”或“最大幸福原理”作为基本的道理伦理追求。行为的对错，与它们增进幸福或造成不幸的倾向成正比，这就将“理性人假设”从单一的行为描述上升到道德行为的高度，在伦理道德的领域为“逐利”的“理性”行为建构正向的道德评价标准。

(二)“理性人假设”的内在合理性

首先，“理性人假设”是符合人在从事经济活动过程中采取逐利行为的合理抽象。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是人的本性，在“理性人假设”中，通过对从事经济活动中人的最本质属性的抽象，使得经济学后续的推理过程具备了充分的内在动因和目标导向。生产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最重要目标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其在经营活动中的一切策略和调整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其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其在经济活动中采取的种种措施都是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其次，“理性人假设”使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为聚焦，这便于西方经济学后续的推理和研究。在日常的经济社会活动中主体千差万别，有不同性质的、企业、居民等要素，如果不能将其本质进行合理的抽象，就会使理论研究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因此，“理性人假设”为西方经济学提供了较为合理的假设前提，不逐利的行为不在西方经济学传统的研究范围之内，即无论是何种、企业、居民都将其视作理性的经济主体，抽象出其逐利的本质属性，在这个统一的层面上进行理论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西方，“理性人假设”仍然受到了诸多批判，但是“理性人假设”始终是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主流。其根源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经济活动中人的“利己”行为进行合理性论证，并以此为原点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和压迫提供理论依据。

(三)“理性人假设”的理论缺陷

虽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据实践的发展对“理性人假设”做出了诸多合理性论证，但这并不能掩盖该假设中存在的种种内生缺陷。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的，“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劳动者，不把劳动者作为人来考察;它把这件事交给刑事、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监督去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理性人”这一抽象概念作为考察对象，就必然“不把劳动者作为人来考察”，劳动者作为“利己”的经济环境下绝对的弱势群体，必然被排斥在“对等”的交易关系之外，这正是“理性人假设”内在缺陷的根源。“理性人假设”对人的本质的定义是异化的。“理性人假设”的逻辑内涵是这样表现的，其前提:一是根据西方哲学的历史传统，人的本质是理性的;二是人在经济活动中理性的表现就是“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利润”，因而推导出结论:人的“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利润”的“逐利”行为就是人的本质，这样的人就被定义为“理性人”，而不这样进行经济活动的人不在经济学的考查范围［4］。一旦将“逐利”行为等同于“人的本质”，那么凡是“不理性”的行为就是对人的本质的剥夺，这不仅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所不允许的，也是道德伦理的评价所不允许的，资产积极经济学家也因此站在了现实和道德的制高点上。。这无疑是对人的本质的异化，且根据的观点，这一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有过多次论证，马克思认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只有在这一层面对人的本质进行考察，才是真正科学的认识。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属性就在于人作为类的、能动的、创造性的活动，这一活动真正区别了动物与人，也真正地表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而“理性人假设”正是恰好忽略了这一层能动性的因素，仅仅将从事经济活动中的人看作是“逐利”的、缺失特殊性的主体，更深一层的批判则在于，“理性人假设”将人的本质限定在“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利润”这单一的“逐利”目的之中，就看不见人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真正可以表彰人的本质的创造性活动，看不见经济社会运行中从事创造性活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理性人假设”仅就人在经济活动中的“逐利”进行规定，而不考察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所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会将追求利益作为最重要的动力，这种追求利益的行为如果没有伦理道德的约束，就会造成社会道德的滑坡，不受道德和伦理约束的经济行为必然纵容人的自私与贪念，给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恶果。

三、课程思政视域下财经类高校“理性人假设”课程建设的举措

“理性人假设”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而造就“理性人假设”的西方世界，其核心价值观则是个人主义。“理性人假设”的逻辑内核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不统一，而“理性人假设”的内核实际上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是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在社会意识上的反应，是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领域人的价值判断。诚然，“理性人假设”能够进一步激发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追求个人价值最大化的基础上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理性人假设”在一定程度上也鼓励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以追求个人私利为唯一出发点，这就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原则和伦理要求，忽视了社会弱势群体在追求群体利益中的差距，就必然会导致资本家对无产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与阶级之间的压迫和剥削［5］。

(二)把握“理性人假设”课程的意识形态导向

课程思政以专业课为核心，将意识形态工作深入到专业课教学的方方面面，其目的是实现学科教育与思政政治教育的结合。在教学方法上，课程思政教学在专业知识学习的基础上，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是刻板地说教会适得其反。这就要求教学过程中要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把思政元素融入到专业知识教学中，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讲授法、分组教学、案例教学法，启发互动式教学、角色模拟教学法，运用多媒体等教学手段，大力开发课程资源，将复杂问题具体化、简单化，提高教学效果，突出课堂的专业性及德育育人功能。

(三)加强“理性人假设”授课教师理论能力和教学能力建设

财经类高校的教学活动仍然以讲授型教育为主，教师是课程的主导力量。教师对思政建设的重要作用不言自明。教师作为课程思政的主要建设者和授课的主要执行者，对改进课程内容、优化课程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理性人假设”的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要着力培养财经类高校教师的工作责任感和育人信念感，充分发挥教师进行课程思政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提升育人实效，培养有担当、有信念、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结束语“理性人假设”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以追求个人私利为唯一出发点，这就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原则和伦理要求，忽视了社会弱势群体在追求群体利益中的差距。因此，在“理性人假设”的课程开发过程中要突出丰富的思政元素，结合“理性人假设”的种种弊端进行批判教育，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赵海月．“大思政”育人为本意涵研究———以管理学门类“课程思政”的建构为例［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1，40(2):47—53．

［3］王印红，吴金鹏．对理性人假设批判的批判［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6):193—199．

［4］水丽淑．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后现代困境［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0(3):122—127．

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对象范文6

[关键词]商品经济学；生产和分配；人生存和发展；人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学

一、社会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一)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

关于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了，其实不然。在经济学史中，有过非商品经济的思想，这一点在经典文献中是可以找到的，也可以在一些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教科书中找到已经建立但并不完善的理论。然而，由于西方商品经济学的坚持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放弃，当前的经济学几乎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商品经济学了。在经济学史中，还有一个问题被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学者(也包括非经济学学者)忽略，那就是在对经济学的分类中，西方经济学其实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简称。。正因为这样，现实经济发展的原因被经济学的目的搞混了，在指导经济发展实践的时候，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目标指向。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后，经济发展的目标指向因生产效率、gdp、资本的利润率和财政收入的强烈动机所掩盖，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一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被淡忘了，以至于我们今天不得不认真讨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古老而又现实的经济学问题。

笔者在《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一书中曾经提出过“解决人的生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观点已经包含了“人的生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的命题。而在对观点的进一步阐述中，经济发展的目的被分解为“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和“解决好人的发展”两个方面。“人的生存”问题应该说是可以与“人的生活需求”问题相对应的。但“人的生存”条件的保障与“人的生活需求”条件的保障不同，前者包含了后者，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这就是说，商品经济学不能使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不一致。。事实上，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事实、一种常识，并不需要经济学来做什么证明。。

(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行为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其中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最为密切，在没有商品交换即物物交换时，人类就依靠生产和分配的行为来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自商品经济学产生以来，商品生产、商品分配、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就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生产和分配的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渐行渐远，商品生产的效率、资本的利润、生产要素的分配和商品消费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成为商品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从而使商品经济学成为忠实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显学。然而，社会发展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的需要并不因商品经济学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忽视而减少，它反而要求经济学对自身的理论进行反思，特别是要对现实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作出解释。但是，由于商品经济学在一开始就忽略了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它有意回避生产和分配行为需要对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负责的问题，用“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来说明商品经济活动以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合理，即认为商品经济活动在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过程里无形中也使社会福利得到增加、就业有所保障。商品经济学对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获得需要以牺牲一部分或大部分人甚至未来人的发展条件为代价的事实视而不见，实际上也是不认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事实。

二、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需要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

(一)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那么，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即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产生就是为了要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所谓生产行为，指的是人用自身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结合并生产出生存和发展必需品的过程，亦即人创造并保障自身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一种行为。生产行为有三个要素：人、生产资料和人的劳动。生产行为的目的是创造并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所谓的分配行为，指的是按照生产条件和生产目的对生产出来的产品(或产品的价值形式)进行分配并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以具备的行为。由此可见，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商品经济学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的生存和发展。在商品经济学里，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不一样，一些人(主要是资本家及其聘用的管理人员)会得到很多，一些人

(主要是雇佣工人)勉强维持生存和获得一定的发展，一些人(失业者、待业者和无业人员)被作为自由市场竞争的条件而大量“储备”起来，要靠社会救助或靠别人供养。

(二)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给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从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产生的经济行为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造成不同后果我们不难看出，在不同的社会思想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其给人所造就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是经济学不能忽略的。不幸的是，现有的经济学，特别是商品经济学，并没有把这一点当作其研究的重要方面。即便是在研究人的发展经济学问题的学者中，能够这样看的也不多，更不用说深入研究了。

。“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一定社会思想影响下人的行为，带有主观色彩，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品经济学把生产和分配行为定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上，非商品经济思想把生产和分配行为定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上，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造就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社会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造就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可是，一些经济学者却在不遗余力地宣称经济学与意识形态无关，并有意回避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希望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来造就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三)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

从上文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人的“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需要在一定的社会思想影响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即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这就是说，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得好坏，取决于人对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选择。好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不好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将导致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受到破坏，人将得不到好的生活，更谈不上全面自由地发展。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否得到好的保障来判断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从而判定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现实社会中许许多多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不等同于人的发展，而判定人是否得到好的发展似乎找不到一个客观标准。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无法很好地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当然也就不能及时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的偏差，更谈不上纠正。其实，这是商品经济学理论误导的缘故。商品经济学把人们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放在商品经济活动收益的最大化上，资本收益的好坏、gdp的增加的快慢和财政收入的增加速度等一系列经济指标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经济发展好坏的标准，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已经被掩藏在这些指标背后，让人错误地认为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实现、gdp的增加、财政收入的增长也等同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获得了保障。不可否认，没有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获得保障的，经济发展是人生存和发展得到好保障的前提。但是，从经济发展是为了保障人生存和发展这样的本质要求出发，在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把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能否很好地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保障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方式好坏的标准是有必要的，也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经济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三、以商品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学传统是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相脱离的原因

(一)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

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是商品经济学的显著特征，与人们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有关。笔者认为，把经济学定义为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这是西方经济学因要服务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偏见，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泛滥，它又转变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偏见。这个经济学偏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是正常的，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就很不正常了。社会主义国家把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经济学当作显学、作为主流学科，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不管它是通过什么办法做到这一点的。

毫无疑问，在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经济学影响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必然要以(不择手段、不顾资源浪费、不断增加无效消费和大量耗费社会资源)获取商品最大价值和资本最大利润为目标，因而使生产和分配行为严重背离其要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初衷。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相脱离，完全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50年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就已经有所揭示。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行为如何为获取资本的最大利润而牺牲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分析就更加透彻了。

(二)在商品经济学中人被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甚至沦为商品

商品经济学把手段当目的，就是把发展经济从而得到财富这一创造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手段，当成了发展经济的目的——即以获得财富为目的。这一点，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又名《国富论》)体现得非常充分，它探讨的就是财富怎样增加得更快的问题。在商品经济学里，由于把追求财富当目的，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问题就被搁置不管了。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变成了仅仅是生产工具(当然不是全部，资本持有人和他的人是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主体，另外的人只能是生产工具或稍好一些——即生产要素)，人的需要就必须服从于利润的需要了。在这个情况下，劳动者的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成为资本持有人争夺和充分利用来增加利润的对象，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变成对利润源泉的保护，把劳动力按质论价、当成商品就是其有的保护，即便是这种特有的保护，也只出现在能够为资本带来最大化收益的少数人身上。

(三)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是商品经济学理论的必然产物

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要寻找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的原因，得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情况来判定。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不是从来就有的。在远古社会，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人们是因直接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生产和分配。那个时候，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几乎不可能摆脱依靠直接的生产劳动来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应该承认，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

相脱离的情形是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近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工业之后，才具备有只为了追求财富增加而或相对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存在。但是，即便是在现代，人类社会也曾经出现过直接按照社会中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来有计划地开展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活动，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已经坚持了50年以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朝鲜、古巴，其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基本上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现实相结合。与朝鲜和古巴的情况不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目前出现的严重差距、“新三座大山”等情况，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没有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结果。实际上，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情况的国家，主要是实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国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到较好保障的如北欧的几个国家，都对商品经济运行的方式进行了较大改革。这样看来，以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必然出现的结果，也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的原因。

(一)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

从上面的阐述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学应该把以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为中心的研究与以商品分析为核心的研究相分开，即把经济学区分为人的发展经济学和商品经济学。由于商品经济学会误导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商品经济学会使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意愿，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引导经济学回归到能够指导经济发展为社会中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得到保障的服务上来。鉴于商品经济学思想已经在社会中造成深刻的影响，许多领域已经被其彻底渗透，为清理和消除商品经济学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做到经济学指导经济实践时真正能够保障好人的生存和发展，用人的发展经济学纠正商品经济学的偏差很有可能会引起一次经济学的。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随着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的呼声不断高涨，经济学的到来是迟早的事。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学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人们感受得更深刻，也更有经济学变革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从商品分析转向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直接决定经济活动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好坏，因此，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从传统经济学以商品分析的视角转移到以分析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来。前文已经指出，经济学要表明其自身的科学性，必须说明经济学为什么只限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研究而无需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必须回答经济学为什么不关心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应该获得保障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经济学不能回避的，因为经济学首先是研究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有关的学问，离开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学就不成其为与人关系密切的科学了。由于经济学首先是人的经济学，那么，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解决人的经济活动怎样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而要解决好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除了研究怎样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应该不会有更好的办法。这就是说，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己任的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确定在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

注释：

①笔者了解的主要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理论。；对目前仍然在实践着的朝鲜、古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则知之甚少。此处讲非商品经济理论的不完善，是鉴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放弃了计划经济而言的。同时也表明，本文所讲的人的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学史中出现过的非商品经济学不同，也不同于现有的商品经济学。

②在笔者看来，以研究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为主的经济学理论，都属于商品经济学的范畴，中国目前正在试验并冠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被包括在其中，西方经济学是商品经济学的典型代表。

③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至199页。

④原本的表述是：“把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问题提出来，是要说明，我们的经济活动、我们要使经济运行良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解决好人的发展问题。”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9页1至3行。

⑤笔者对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批评，原话是：“在一些经济学家那里，经济学不管经济的目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经济学研究的技术化倾向也表明这一点。而经济学撇开经济目的不管，只研究经济的手段、技巧、过程，最终就会变成技术表演，探求纯粹原理，与现实的经济运行脱离得越来越远。实际上，正是经济学的这种脱离现实的倾向，使我们忘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解决人的生活需求。”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页最后一段。

⑥据笔者所了解，意识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的，除了笔者本人，还有中国人民大学胡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许建康教授和广西民族大学陆壹东。但把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结合起来并作为人的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进行研究的，目前只有笔者本人。

。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明显受到具有商品经济学显著特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它不同于纯粹自由主义经济学行为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的社会基础为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它不可能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但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脱节，存在较大问题，“新三座大山”在中国的出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⑧为了弄清资本积累的问题，马克思分析了不以财富仅以需要为目的那个年代的生产。“我们在古代人中间，根本找不到有谁去研究哪一种土地所有制形态是最生产的，是能创造最大财富的。虽然伽图曾经很详细地研究过哪一种耕地方法可以取得最大的收获量，甚至于布鲁图(brutus)还曾研究过把他的金钱怎么样贷放出去才能弄到顶多的利息，但并没有把财富看作生产底目的……所以在古代，尽管处在那样狭隘的民族、宗教、政治境界里，毕竟还是把人看作生产底目的；这种看法就显出比现代世界高明得多，因为现代世界总是把生产看成人底目的，又把财富看成生产底目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苹稿)》(第三分册)，刘潇然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6月第1版第104页。)——参见巫《论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及新时期经济学的使命》，《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12期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