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传记(林深数树)

林深数树之一 灰不溜秋杨沫“弃人”张中行

题记一：

“学林”之深深似海。“数树”即数读书人。网友有问“林子”“林深数树”由来的。下面这也算是回答——

“林深数树”，即以林子立场、林子视角、林子观点，拨拉文山士林的几个大人物。要己见不要多数，要乖谬不要正确。是为记。

题记二：

大家一定要说，张中行不人物，或者人物不大。林子以为也是。你看央视“双百”名单，你看学术史、文学史……哪里都不会有张中行。

但林子不这样看，也许60年数他不上，70年、80年……他是能数上的。他只是“不合时宜”，合历史合文明……不合现实不合时宜。

第一个想说张中行。林子所知道的，他是杨沫的前头恋人；亦说丈夫，还说育有一子一女。

但一个走向红；一个走向不红，走向灰，走向灰不溜秋。什么叫南辕北辙、什么叫分道扬镳、什么叫泾渭分明？杨沫和张中行是也。他们是最好的例子、最好的注脚。谁是“大浪淘沙”时代中的“沙”？也是张中行。

张中行做大浪之沙，张中行灰不溜秋，张中行有“3个不合时宜”。“治学不合时宜，

做事不合时宜，交人不合时宜”。

张之治学，经书中矩，释道得心，语言深诣，西学泛滥。太了不起了。但，时代需要的书，政治标榜的书，他没有读好，他没有治好，甚至不理会。这多不合时宜。

他做事，务学、务实，务传统、务偏务冷务艰深，少有可及。但埋头书斋，不政治，不，不运动。他是真正的政治和文化的逆动者。

他做人，既不扮角，又不作秀，老老实实的爱，说不定对杨沫就这样。“多情反被无情恼。”他成了杨沫的弃友。杨逾红，他愈灰愈黑。

那时有句话叫做“不就是反”。他就成了“余永泽”，就成了“林道静”的、也是杨沫的、杨沫粉丝的、所有人的不的、反的“敌人”。

“学养学养”，是说“人养学”， 还是说“学养人”呢？林子茫然。就张来说，似是后者。

——学问“养活”了他，学问“支撑”了他，学问成就了他。他毕竟学有成就的、写有成就、书有成就的走过几十年的风雨人生路。这样的路是不会有崔永元们去记忆、去回首、去重走的。

学问和书，朋友似地、情人似的、妻子似的，陪同他走过……

晚雪扑窗，柴门不挡，北方啸树，万壑悲鸣。

——这是林子这会读先生、写先生的环境和心境。

先生去了7年了。林子谨以此文志之。林深数树是先生的学生——远隔千山万水而不隔，远隔一个大时代而不隔的弟子和学生。

林深数树泣血锥心，记录先生，纪念先生。

林子并誓：即使所有的人都是杨沫的粉丝，都红色了、主流了、时代了……十亿百亿，十年、百年、千年……林子不！林深数树永远表达对先生的尊敬。

……历史会还原人物，历史会还原文化，历史会还原文明。

资料一

张中行（1909年1月7日—2006年2月24日），原名张璇，学名张璿，字仲衡，出自《尚书》“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后因名难认，以字的简化“中行”（《论语》有“不得中行而语之，必也狂狷乎”）行世。河北香河屯镇人，著名学者、哲学家，散文家。

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教于天津南开中学、保定中学、贝满女中，担任过《现代佛学》主编。后到北京大学任教，与季羡林、金克木合称“燕园三老”。1949年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从事中学语言教材的编辑。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多部散文集成为畅销书，从而闻名于世，人称“文坛老旋风”。短短几年就奠定了他散文大家的地位，被季羡林先生称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他曾与著名作家杨沫育有一子一女，两人因信仰不同而分手。杨沫小说《青春之歌》中的反面人物余永泽以他为原型，期间受到牵连。

资料二

作品简介：张先生的作品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文言和白话》、《作文杂谈》、《顺生论》、《文言常识》等行于世。

资料三

张中行为末年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1909年1月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1931年通县师范学校毕业。1935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先后任教于中学和大学。建国后就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先生涉猎广泛，博闻强记，遍及文史、古典、佛学、哲学诸多领域，人称“杂家”。自觉较专者为语文、中国古典和人生哲学。吹牛为文，以“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为信条。被季羡林先生称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副刊编辑、期刊主编。1949年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特约编审。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合作编著有《文言文选读》、《文言读本续编》；编著有《文言常识》、《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等。

张中行先生学名张璿，字仲衡，念小学时老师给拟的，语出《尚书》“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怎奈这字难认，直到北大毕业，自己欲放弃学名，又不忍心另起炉灶，便删繁就简，去仲字人旁，衡字游鱼，成为中行。当然，“中行”也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论语》有“不得中行而语之，必也狂狷乎”之语，仍未离开四书五经。这是先生自己说的，可先生晚年曾刻一枚闲章：“中行无咎”。语出《易经》，是否更符合“中行”本意呢？

中行先生一生低调澹泊、无欲无求，曾常年寓居于燕园女儿家。先生一生清贫，86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他物。老人

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他的书房里书卷气袭人，桌上摊着文房四宝和片片稿纸，书橱内列着古玩，以石头居多。张老谦称书房像“仓库”。；而于治学方面，他则一丝不苟，晚年仍拍案而起，痛批某“国学大师”，可谓“后五四时代”学者风范的真实写照。追忆张先生，有人士叹，“他有着古代文人的风范”，更有后辈赞，“老头有骨气”。

张中行先生治学严谨，博学多识，造诣深厚，精通中国古典文字，熟悉西方哲学。他与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金克木（1912年8月14日—2000年8月5日）、邓广铭（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三人被称为“民末四老”。如今，这四人都已逝世。

这才是那个张中行 王宏任《山西文学》2006年第04期

导读——中间应该说给了杨沫许多谀辞，也给了“杨沫们”许多托词和秀词。考虑这是三四年前，也是难得的好了……

一、杨沫介绍了张中行

1986年，我妹妹王红舒(小说《杨沫初恋》的作者)在香河县政协工作，负责文史资料编辑，知道作家杨沫曾在香河当过教师，到北京采访了杨沫同志。红舒怀着谦虚好学兼崇拜的感情，获得杨沫同志的好感，杨沫同志对红舒非常热情，两次深情的谈话足有十几个小时，红舒非常认真地作记录，并且录了十几盘录音带。红舒拿出自己以前写的散文、小说请老作家指正。杨沫同志对红舒的才能给予肯定，并拿出自己出得很少的日记题名送给红舒。红舒大胆提出想给杨沫写传记的要求，杨沫立刻赞成，又提供了很多材料，并且初定传记为三部曲:《初恋》、《苦恋》、《热恋》。临走时，杨沫提供了张中行家的电话和家庭地址。于是，香河县人认识了张中行，红舒两次访问了张中行。张中行没有杨沫热情，但

是中肯、平易，毫无架子，见了香河县来人之后，透露出深深的思乡情绪。红舒向县领导汇报后，领导同意接张中行先生来老家看看。其时，张先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编审，我当时在县工作，侯国强很喜欢文学艺术，更愿意和文人交往，张先生来后，他亲自陪同，让我去安排吃饭住宿。当我给张先生安排县招待所的单间后，张先生忽然问我：你在农村有家吗？我说父母俱在农村居住。张先生问：是否有火烧的土炕？我说有。张先生问：能否腾出一间让我住几天，跟你老父亲一块住更好。我和父亲都很高兴，于是张中行第一次来香河住在我在农村的父母家里。

二、浓厚的乡土情

以前听说张中行先生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的原型，以为他是瘦小黧黑的人物，以为他是只钻书本看不起群众的酸腐清高的资产阶级学者型的人物，见了他却大相径庭，他高大白皙，温文尔雅，像个退休的老工人，和做过教师的父亲竟一见如故。他先摸家乡的土炕：嗬，真热，真好，二三十年没睡过这么热的炕头了，这回到家了。欣喜之态竟如儿童。没坐一会儿，他就拉父亲跟他去到田野中遛弯儿。两个老头出村西口，一直往运河大堤走去。其时正是农村的麦收前夕，遍地麦田如金波翻卷，大堤上绿阴铺地，堤外的运河水如白练般静静流淌，张先生一路啧啧赞叹：真是桃花源一般，太好了，我要多住几天。他比走出农村的老工人更爱田园土地。父亲回来跟我说：这是那个“余永泽”的原型吗？这资产阶级学者怎么比好多党的干部更爱田园土地，更平易可亲，哪有一点资产阶级的东西！

于是张中行在我家住了下来，每天早晨和父亲骑车子到香河城去吃油条豆豉、豆腐脑，然后老哥俩儿在香河县城寻找昔日风光及景物的遗存，对昔日光阴发思古之幽情，晚上写诗文记游，和父亲谈过去的香河的名人、掌故。父亲建国前在香河县读中、小学，比张先生小14岁，对学界人物也略有所知。当时张先生77岁，我父亲63岁，两位老人骑自行

车西行4里到大运河，东行8里到潮白河，南行15里到青龙湾。站在青龙湾北大堤上，张先生向南眺望，对岸就是他的已划到武清县的家乡一一河北屯的石庄。父亲问他是否想家，他说“”被哄回家劳动几年，家中没人了，还是香河县人好，就永远认定是香河人了。这时的张中行只是于1985年出版了一本《作文杂谈》，尚没有什么名气，他送我一本，上面写道：“何时一樽酒，相与细论文。奉宏任乡友正之。丙寅仲夏 作者。”我和妹妹每天晚上陪张先生聊天，其时他正在写作《负暄琐话》，尚未出版，香河县的领导和乡亲对这个尚未出名的老人是热情真挚的，所以后来在他成名以后，武清县的领导多次劝其改籍，他始终不为所动的缘由即在此。张先生颇有良心。

张先生第二次来香河是住在五百户——我的一个学生卢志仓的家里。他和志仓的爷爷每天到青龙湾大堤上去散步，五百户在青龙湾北堤下面，张先生常凭堤远眺，对岸到底是他的父母之邦。志仓爷爷是个两眼近于盲的七十岁老头，基本是个文盲，但是这个大学者竟与老头谈得开心而亲切。志仓家养头驴，张先生爱驴，每天喂驴，给驴搔痒，爱听驴叫。而我孙止务村的家中养两只大白鹅，两只白鹅一叫，张先生就跑。他后来在他被启功称为“思想自传”的《流年碎影》中写到“住，乡两处，五百户卢家的驴声小院，孙止务的鹅声小院；半乡半城一处，南台凌家的维新客房(已易火炕为软床)；城两处，县政协和大气物理研究所香河站。”(见张中行著《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712页)其实，张先生在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有日本学者来专门拜访他，非要也住住先生家乡的土炕。张先生给我打电话，让我再找一个有土炕的农家去住上几日。此时我家的土炕已经拆了，我千方百计地找了前景亭村张显荣的梨花小院，他在这里住了六天，时间是1997年7月10日。那几天我安排人带张先生游了中信公司建的“天下第一城”、“渡假村”，游了青龙湾、大运河、潮白河，看了八百年仍然蓬勃生长的银杏树，转了香河县几十里大堤，观赏了运河滩上几万亩的青葱碧绿波涛澎湃的青纱帐。陪同的有县委副和副，张先生给每位领导赠了书，给我们局的每位写了条幅。这是先生在香河住得最长的一次，也是最高兴的一次。还有一次是住在南台凌恩狱家，这是离县城很

近的农村，先生每天给小驴喂草，让我给他和小驴照了许多相片，先生卧病在床的时候经常看这些相片，并且床头有各种各样的小驴。他爱农村，爱家畜中的温良驯服者，可见其乡土情结的浓重。这个受过胡适和熊十力教育的平民学者对底层劳动人民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以后每次来，都提议去看看陪他遛大堤的卢老头，并且总要带些礼物。

三、雍容睿智恬淡的学者之风

先生知道我喜欢鲁迅著作，我每和他论文必谈鲁迅。开始张先生默然不语，当我夸夸其谈得意之时，静静地问我：你贬低胡适和周作人，你看过他们的书吗？我神采飞扬地说：一个洋奴买办，一个汉奸卖，他们的书有什么必要读呢！先生仍然静静地说：无论治学还是搞政治，都要脚踏实地求真务实，万不可人云亦云偏听偏信呀，你可能从小听上把鲁迅捧得太高了，上把胡适骂得太坏了，你先找几本胡适的书看看，我们下次再讨论。你不是对“”深恶痛绝吗？只有从胡适的书中才能找到批判“”、预防“”的理论。咱们今天先不争论。我的看法是，鲁迅有骨气，有志气，有勇气，有才华，天分高，是不可贬低的，但是他志在找病根，斥责病之可恨、可恶，可是至于怎么看病，他的晚年是同情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正是发动“”的思想根源，你在“”中挨游挨斗，可是还对鲁迅迷恋之极，就显得不太理智。还有鲁迅性格有些偏激，易怒，其实他人很好，但是过于偏激就容易伤人，常看鲁迅书不知其缺点，以他的行为方式说话行事对自己团结同志不利。而胡适先生是新文化的开路先锋，性格宽厚善良，雍容大度，看事客观，拥护民主政治，热爱中华民族，是不可多得的伟大人物呀。我说：您的思想我不能接受，您怎么能同情汉奸周作人呢，怎么说鲁迅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呀？我没有往下说，心中想：怪不得杨沫和他分手，原来他的思想是真反动。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张先生是表面应付，而内心有些看不上，我怎么能去读卖的书呢！可是，后来我看了韩石山和季羡林等人论述胡适的书，尤其看了胡适的谈宪政与的书，渐渐对胡适改变了看法。去年，我读了胡适的如下的话：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无形

……去年，我读了胡适的如下的话：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无形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恨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见《书屋》2005年5期42页)看到胡适的这段话，我为胡适折服了，确实，肆虐中国近三十年的阶级斗争使中国社会、动荡，每个村庄、工厂、学校、家庭都分成两半，造成下属斗上级，学生斗老师，儿子斗父母的深远的社会悲剧，胡适先生以平静的语言道出了深刻的真理。我深深感到张中行先生的渊博、通达、远见、睿智，其时想再向他请教致歉，他已经躺在床上语焉不详了。我由于受极左的阶级斗争残害了的灵魂竟丧失了向他请教的宝贵时光，这是我人生的极大损失吧。而今我只有泪眼望苍天，悔恨无及了。我深深感到，即使受极左的阶级斗争残害之极的人如我者，脑子里还是有无数极左思想的残余，独尊鲁迅而排斥胡适、林语堂这类气质的作家就是明显的表现。我又看了林语堂著的《中国人》，竟大吃一惊，原来被鲁迅批评的人竟也有如此深邃的思想。这是张中行先生对我的点化和指教。

四、简朴之极的“贵族”情怀

第一次到张中行先生原在北京大学的宿舍，我像走进一个贫苦教师的家，放眼一望，一片暗淡陈旧：那古老的木床是先生岳母留下的，那陈旧的书桌已经木榫开裂，那1932年购置的藤椅已经像衰年的老人那样摇摇欲坠，可是张先生硬是把它浑身缠上“绷带”要它在那儿陪着自己硬撑在人间，书架是旧的，书是旧得发黄，书桌上那块乾隆年间的端砚上面的檀木已经摩挲得如石头一样油滑光亮，墙上挂着叶恭绰的小楷，纸和木框都是陈旧的，张先生的服装更是五十年代的式样，在这里没有一样东西属于新时代。我认为先生当时可能出于不太富裕，他毕竟曾经被迫回乡八年，经济受到巨创。可是在九十年代初搬到齐家豁子华严里新楼后，他家是在所有住户中惟一没有任何装修的，而且把原来房中的所

有陈旧家具和摆设毫无挑剔地请进新房，尤其那个藤椅和书桌、旧床还是按原来的格局放在那个既定的位置上。此时的张先生已经名满天下了。物业小区的传达员说，张先生有三多，来访的人多，寄来的书报多，寄来的稿费多。他的精神和物质已经有了巨大的飞跃，换另一个人，早已经“一阔脸就变”地改变旧模样了。可是在先生那里，一点变化都没有，仍然是以前那样的“波澜不惊”，除了老了几岁，任何变化都没有。这是一种炉火纯青的“平民情怀”和到家的“草根意识”，他到香河还是去住火热的农村土炕，还是起早去喝两毛钱一碗的豆腐脑，还是那身行头混迹于平民之中，还是和人虔诚地和声细语地讨论问题。面对张先生，我对那些满身西装革履，坐着轿车挽着小蜜，出入歌寮酒肆却满口“草根视角，平民情怀”的伪君子嗤之以鼻！我发现，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决不像某些“无产阶级家”说的那样厌恶工农大众，而是比那些“家”更能与群众紧密结合，张中行、季羡林、朱光潜等大学者不都被新入学的学生看作“老校工”吗？鲁迅、陈寅恪何曾穿着西装革履向工农摆过架子？近二十年来季羡林和张中行在日常生活中和显身荧屏上，总是那套在别人看来早已过时的服饰。这才是真正的豪华和高贵，他们是真正的“金玉其内,草衣其外”，他们是真正的富有。偌大中国如他们精神之富有者有几人？而他们却和十来亿平民紧密地生活在质朴的物质条件下。到底谁应该改造？我发生了疑问。张先生名声日隆之日，河北某出版社以家乡人的名誉要为先生出全集，先生托我转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出了八卷文集，出得很好，不宜再出了，再出有欺世盗名之嫌，多谢家乡人的好心。并且书写一幅诗作赠送。据我所知，还有其他出版社要出，都被先生回绝了，那回绝的可是金钱呀！对旧物的珍惜不止是吝惜财物的节俭意识，而且是他骨子里的一种对乡土、故人、故物的深深的留恋怀念之情，这种感情非有大学识、真操守者不能具备。

我和先生二十年相交，有时先生请我吃饭，有时我请先生，先生都不厌其烦地磨叨：千万不要浪费，千万都吃干净。不许暴殄天物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的优秀品质在这个大学者的头脑中扎下与生命不可剥离的深根蒂固。现在的青年们以抛弃前天、昨天的“过时”衣

物为“美德”，实在应当让他们深深体会一下张中行先生这种真正的“贵族”精神

五、自强不息的君子精神

张先生于1971年以岁的老年之身被遣回农村，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后才被召回城市上班。其时他已经73岁，这是中国人传统说的第一个“死亡线”(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时的张中行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语文编辑，他要整理被“”砸碎的生活，要恢复修养被摧残的几近破碎的身体和心灵，对于一般的七十老人来说，这过于沉重了，苟延残喘还来不及，还能创业？而张先生被聘为特约编审后，即开始了艰巨的编写工作。1981年完成了社里定的《古代散文选》(下册)。完成了自己的作品《文言津逮》。完成了社里布置的《文言文选读》(三册)和《文言读本续编》。他业余写《作文杂谈》也于同时动手(1985年1月出版)。这4年里，对于一个已过古稀的老人是多大的工作量？在干这些分内工作的同时，还开始了他的成名作《负暄琐话》(84年完成，86年出版)。此书出版后又写作26万字的《诗词读写丛话》(19年完成，1992年出版)。他是善于同时开展多种工作的人，写作《诗词读写丛话》的同时，他也完成了经典著作《顺生论》的哲理部分。此时《负暄续话》也在写作中，与此同时，他写了《文言与白话》、《佛教与中国文学》、《谈文论语集》、《禅外谈禅》，到《负暄三话》和《顺生论》的出版，使华语世界卷起一股强劲的“张中行旋风”，到《说梦楼谈屑》、《横议集》、《说书集》的出版，“张中行热”已经席卷神州。1996年，先生完成了“思想自传”《流年碎影》后，把这“热”推向顶峰。从1986年的《负暄琐话》到《流年碎影》的完成，仅仅十年时间，一个77岁的老翁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成才“神话”。假如老人77岁去世，世人根本就不知有个张中行。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在驱动这个不甘沉沦和平庸的老人爆发出让任何年轻人也望洋兴叹的伟力？这应当是张中行思想研究者下大力气去挖掘、研究的课题。垂老之年，每天三四千字写出反复琢磨的字句，还要查许多书，冥思苦索许多沉眠已久的记忆，非常痛苦的记忆，这不是什么快乐。我感到先生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使命感，关乎他个人，更关系我们这个民族、国

家及后代子孙的命运。他是在写着一个伟大民族的一段苦难史，一个伟大民族中的一些精华人物的屈辱史；当然，也有他自己几十年无处哭诉的血泪。

《南方周末》上纪念中行先生的一个标题很有意味：《明星诞生已80》，为什么迟迟80岁才成为明星？几十年被迫低调苟且偷生地活着有多么压抑和痛苦？十年“”又沦为囚犯以衰老之身被赶到农村去形单影只地被，他有什么罪？这种不服、不甘、不愿子孙再受磨难的心理恐怕是他艰苦书写的深层原因吧！貌似平和软弱的张老其实是强者、智者，是对戕害民族利益者的复仇者，也是对未来中国的挽救者。在写“”的诗章中，我认为只有张老的《畸梦》最为深刻、准确而遒劲：“几夕清明月，朝来动地风。斯言淆鹿马，政令育鸡虫。投止千张俭，收诛亦孔融。喘馀何所事？伸指欲书空。”(见《说梦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134页)张老对那个摧残人性、扼杀民主自由的“浩劫”是仇恨之极的，在极左5余年的压抑、折辱、摧残、扼杀下，张先生是“苟延残喘”地生活，假如没有改革开放，张先生的满腹才华和万千情愫只能带到地狱中去向阎王倾诉了。是极左的集权政治铸造了他的富有压抑色彩的锦绣才华，而改革开放使之得到释放和展现。他的横空出世显示中华悠久文化文明的不可扼杀的强劲伟力，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历磨难而不屈、愈挫愈奋、穷而后工的顽强的进取精神。“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些中华文化的精髓在张中行先生身上有着完美的体现。

六、信与疑昭示的张、杨历史纠葛和感情距离

谈张中行绕不过与杨沫的关系。透过他们的感情纠葛可以揭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同命运。张先生晚年以平静的哲人风范解释他和杨沫的分歧：“所谓思想距离远，主要是指她走信的路，我走疑的路，道不同，就只能不相为谋了。”(见《流年碎影》754页)其实，张先生是精粹地概括了两类知识分子的思想分野。

杨沫代表了热心崇尚、信仰党的无产阶级专政论理和阶级斗争学说的热血青年，他们坚信无产阶级专政和主义的实现，为之奋不顾身地斗争，许多热血青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永远是人类的楷模，他们是为正义献身的。杨沫属于这类热血青年，她在和张中行的两年热恋之后，读了许多小说，认识了“江华、卢嘉川”等者，参加了，成了党员，她自然要离开张中行，因为张中行受胡适等欧美归来学者的影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主义采取怀疑态度。政治信仰在人的思想感情中是起非常重要作用的因素，政治信仰不同的人是不能做夫妻的，这是他们分道扬镳的主要的、根本的原因。由于信与疑的差距，他们走上了根本不同的人生之路。张中行埋首书屋“研究问题”，对世界时时质疑，越疑越学，学无止境；杨沫则投身，浴血奋战，随着胜利，当了干部，当了红色作家，一时间倍享尊荣，当然是张中行这个默默无闻的小编辑无法比拟的。可以说在路线比较正确的年代里，者享受到了的成果，这是持“信”的态度的知识分子春风得意的时候，是持“疑”的态度的知识分子显出倒霉的时候，俞平伯挨批是个信号。到了“”中，为了“信”的人竟向“疑”的人索取证词，张中行在“”中受到“四堂会审”的恫吓，就是为了找杨沫的犯罪证据。张中行于此显示了自己的高风亮节，他这个“疑者”对杨沫的认识坚定得很，“我仍是说，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这材料，后来她看了，曾给我来信，说想不到我还说她的好话，对我表示钦佩。可见她以为我会怀恨在心的，我笑了笑，心里说，原来我们并不相知。”(见《流年碎影》753页)这段话揭示了“信”与“疑”的真伪、高下：“信”者信“主义”，信“”，信“领袖”，就是不信对自己有解困济难之恩，提供发展条件的曾经热恋的昔日情人。杨沫是在困厄之中求张中行安排工作的，是在困厄中和张中行产生恋情结为夫妻的，是张中行把她领进北大红楼的，是在这里认识了“江华、卢嘉川”的，杨沫曾经说过，没有那个老夫子(指张中行)她可能写不出《青春之歌》。何止写不出《青春之歌》，可能一辈子是个小学教员，当时和杨沫一块教书的教师都在香河县终老天年(其中有不少来自北京、天津)，连当校长的都很少，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和“反”。杨沫对与自己有再造之恩的人，先离弃，再在书中丑化、误解，可是这一切都未使张中行

对其改变初衷，在关键时候还是为其说好话。至此为止，杨女士欠张先生人情债已经多矣。最可悲的是，杨沫1994年(她去世前一年)发表在《钟山》1994年第三期上的《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使张中行如是说：“我感到很意外，是怎么也想不到，写前两个仍然用小说笔法。为了浮名竟至于这样，使我不能不想到品德问题。……如果有人以我的面皮为原料，制成香粉，往脸上搽，并招摇过市，我也决不尾随其后，说那白和香都是加过工的，本色并不如是。”(见《流年碎影》754页)这大约是张先生对故人所说的最重的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历尽波折和凶险，将见阎王之前是应当把自己的恩怨条分缕析、弄分明的。使张先生指责其“品德问题”的，还是那个“信”与“疑”的分界线，大约杨沫到死也认为张中行是上不了台面的“反动分子”吧？她参加后惟恐沾上张中行这个反动分子的“资产阶级”味，终生为推翻资产阶级而

……可是她不曾想，正是这个她要忘却的反动分子，使她改变了命运，且成了闻名世界的大作家。

七、日常生活折射学人性格

1998年，“天下第一城”开放，我接张先生去参观游览。张先生抚摸耗巨资建的城墙泪流满面。这是我十年来第一次见张先生流泪。我急问原因，张先生说，建国初期多少人上书不让摧毁北京老城墙，梁思成痛哭致病，也没保住老城墙。如今再怎么造，也是假的，有什么意义？那老城墙多好呀，清朝入关重修城墙，都不舍得扒明朝的老城墙，而把它座在新城墙里……我们却扒得干干净净，我想那老城墙呀！——想老城墙就让先生对新城墙痛哭一场吧……

和张先生到燕莎商城，出门有算命者给张先生相面，言其大富大贵。张先生说：“你能算出我富有多少钱，贵作多大官，有几个儿子，几个女儿，我奉送你1万元，说不准，滚

蛋！”相面者愧疚而退。张先生告诉我方法：凡遇这类捧人以谋财者，你就抠其细者而问之，他肯定是顺竿子爬的骗子，他利用的是人的求好运信天命的虚荣心。张先生年逾九十还能与时俱进，他在谈其老师熊十力的一篇文章中说：老师样样都好，只是解释宇宙起源还得相信霍金的大爆炸理论。他是彻底的科学无神论者，这是他不同于某些信神鬼和天命的国学家和一些的优越之处。他之有如此大的成就，得力于学贯中西，他上大学时，既读“十三经”，也读康德、穆勒、弗洛伊德，他虽然衣着纯粹中国式，可却能包容天下先进思想，他是科学和民主追求者。

上海有个沈女士，崇尚南怀瑾。一次她随张先生到我家来，大谈南先生如何德高学深，几乎把南先生捧成神。张先生静静地说，你要不肆意吹捧他，我也不说什么了。既然你这样崇拜他，我问你句话：你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是什么意思？沈女士当然很容易答了出来。张先生说：南怀瑾不如你，你看看他怎么解释的，就知道他的水平了。这是我与张先生交往20年，惟一一次听先生贬低别人的话，他是怕一些错误知识误人子弟。

中行先生谦恭好学，虚己待人，他和启功交好，在我们后学面前总夸启先生如何渊博、功深、道高。他给我求得启功先生一幅书法：“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宏任同志属书即正一九八七年三月启功”。可是那次我到先生家去，看他桌上有几张启先生给张先生的书信，是非常潇洒遒劲的蝇头小行书，上书：“中翁大德侍□：您把沙弥害苦了！又是一夜没睡著。反复拜读大‘话’，怎么那么短！何时出续集？我把余生看书精力存着攒着，以待多看续‘话’！……是史、是诗，是史诗，是诗史。怎么说都行……”这是启功先生读张先生《负暄琐话》后写给张先生的信。启先生在读《顺生论》后记中说，张中行先生是20世纪中国惟一的“人生哲学家”，因为这个世纪国、共两方多有政治哲学家、军事哲学家，至于“人生”嘛，没人去论述了。张先生本来想以启先生的文作跋的，见启先生这样写，弃而不用，认为言过其实，自己难以担当。想时下作序找名家，都希望作序者“有骆驼不说驴”，张先生是生怕别人把自己评高了，这是真正的“求真务实”。

先生在我家住时，有一天傍晚回家提几个“面瓜”。这种瓜熟了像熟红薯一样软面，过熟了就拿不起来。先生买的是已经过熟了的，我问：您为什么买这么多？张先生说：一个老太太晒了一天了，还有几个没卖了，我看她太艰难了，为几个瓜还要看半天，给老太太十元钱连兜都买了，老太太非要找我钱，我怎能要哪，农民卖点钱多难呀，不易呀。说着洗了洗就吃起来，没牙老头吃面瓜，吃得用心仔细，好像品尝农民的汗水和艰辛。我想从老太太身边过的一定有很多干部和知识分子，真正有强烈悯农情怀的是这个长久以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是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想起季羡林在“”中被，睾丸肿大，不能行走，爬着到诊所就医，被小军医斥骂“滚蛋”(见《牛棚杂记》)，那是多么残酷无情！那时候处处写着“为人民服务”，可是他可以随意把你打出人营，不但不给你服务，还要对你专政，那“为人民服务”不是虚幻的吗？还是今天的“以人为本”好，现在我们救一个落水农民和矿难中被困的矿工是不打听他是什么成分和阶级的。今天，许多抚养罪犯的孩子，这就是“以人为本”，这让我感动万分。静静躺在花丛中的张中行是“以人为本”的，而杨沫女士至死也看不上他这个“以人为本”者，羞于承认和他有过什么亲情关系，那么她至死可能还是个“阶级斗争”论者。所幸，在2006年3月2日参加张中行追悼会的众多人都走出了那个把中国害得极深的“阶级斗争”怪圈。张中行，一个靠“节饮食，慎言语”，低调做人好不容易活了97岁的人，平生怕是连个小组长都没当过的人，死后却这多人来追思、悼念！

至少说明了中国人已经开始越活越明白，这是非常可喜的。算来距1916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整整九十年，我重新翻看他在《青年杂志》发刊词上的文章《敬告青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为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像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也，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我们是曾经“幻想突飞者”，

不是“无寸进”，反是灾难深重的大倒退……静静躺在花丛中的万众敬仰的这个“布衣大师”……对我，对我们都是一个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