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时间】新中国成立70年光辉历程

1995年04期

最近出版的《外交文选》中，收有一篇1949年5月10日为起草的致南京的复电：《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这是一份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党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和慎重态度的珍贵历史档案。笔者曾涉猎中美关系史，现将中美之间在建国前夕接触的一段史实略加介绍。 司徒雷登滞留南京观望 司徒雷登，美国人，其父是在华传教士。1876年司徒雷登生于中国杭州，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1919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兴办的燕京大学的校长。1946年7月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他曾忠实地执行杜鲁门的“美国人出钱出，蒋介石出人，替美国人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但蒋介石集团，美国的这一遭到惨败。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开始后，眼看大势已去，司徒雷登不得不另谋对策。11月下旬，他一面痛骂蒋介石，失尽人心，一面向某要人表示，只要保护美侨利益，建立通商关系，尊重国际条约，美国即与建立实际上的外交关系。他并照会蒋介石政权，美国大使馆决定不随蒋介石南迁广州，各地美领馆及美新闻处皆作留驻准备。他又告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他已向华盛顿建议，不管局势如何变化，他应留驻南京。 1949年1月，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相继结束，主力被歼，兵临长江，南京指日可下。此时，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因病辞职，艾奇逊继任国务卿。艾奇逊主张“与新中国建立政治经济关系，对中国施加影响，促使中国与苏联分手”。司徒雷登便想利用这一机会凭借他本人既是美国官方代表，又是中国“友好人士”的身份，通过与一些民主人士的朋友关系和燕京大学的师生关系，影响新中国的，维护美国在华利益。3月10日司徒雷登致电美国请求滞留南京，同我党接触，“建立新的关系”。4月6日艾奇

逊复电授权司徒雷登与我党领导人进行会谈，要他不要把话说绝，注意保密，以免走漏风声，引起国会反对派的反对。4月21日我军横渡长江，23日南京。当时除苏联驻华大使带了使馆部分馆员随同去了广州外，多数国家使节留在南京，司徒雷登也留在南京观望。 黄华与司徒的首次接触 1949年4月，周恩来同志把黄华找去，说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使节留在南京未走，要黄华去南京外事处工作，除负责接管蒋介石的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4月中旬，黄华到南京就任。司徒雷登急于同黄华建立联系（黄曾就读于燕京大学，故与司徒雷登有所谓师生之谊），于5月6日派其私人秘书傅泾波（中国人）求见黄华。7日黄接见了傅。傅先是替司徒雷登任驻华大使期间的所作所为申辩，希望我方不要过分责备司徒，接着为司徒表功说，撤退以前，何应钦希望司徒雷登去广州，但他决定留京不走，英、法等国以美国态度为是，故各国大使除苏联外，均留京未去。傅表示，司徒雷登留京就是希望与方面接触，并已获艾奇逊同意。他甚盼与黄会见，并说“中美商约”（指与美国1946年11月4日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可以修改，现在是“美对华改变时期，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这一转变，较换一新人好些。”黄华告诉他，会见的事考虑后再说。黄表示，美国援蒋打内战的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创痛极深。空言无补，实际需要美国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8日黄华将与傅谈话的情况报告，10日即为起草了致南京的复电，即前面提到的《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5月13日，根据的指示，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住处会晤他。司徒雷登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能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参加。他说，美国已经停止援蒋，不愿参与中国内战。他已建议待上海后即将上海经济合作分署所存粮食、棉花等援蒋物资移交我方，以支持上海恢复生产。黄华当即表示，美国既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将美国驻

在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司徒雷登答应转告有关方面。 黄华提出美国应撤走军舰和陆战队的问题，既是表明我坚定地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立场，又是对美国意向的一次侦察。因为对在沿海城市时美军是否会进行干涉，心里没有底。当时苏联对此也有顾虑。在1949年1月8日为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就提出要把美国直接出兵干涉计算在作战计划之内。司徒雷登答应将我们要美军撤走的要求转告美国有关方面，可能表明美国无意对中国人民的战争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 司徒雷登在这次与黄华会见以后，又派傅泾波于5月17日、31日两次面见黄华。傅除了谈有关上海和司徒雷登申请去沪外，还告知我方，美国舰队已于5月21日撤离青岛，一部去日本，一部他去。驻中国其他地区的美舰也准备撤走。

黄华与司徒的第二次接触 黄华经请示，于6月6日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到外事处第二次会晤。这次会晤主要谈中美关系问题。黄华一再强调总部发言人李涛在4月30日声明中阐明的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前提，即：外国武装撤出中国；不能援助；断绝同的关系。司徒雷登却辩称，各国使节留在南京，这已表明了对的态度。如今后再由广州他迁，美国代表也不拟随往。但中国目前尚无一个新成立，没有承认对象。今国、共两党各占一部分地区，美国对许多地区的情况很不了解，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的关系。黄华说，据我个人看，我军打下广州后政协会议可能召开，联合将由政协会议决定产生。李涛发言已表明我们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故从责任上讲，美国应明确断绝与的关系，停止援蒋，以表明美国放弃已经失败的干涉。现在美国仍支持反动进行反人民的战争，故建立外交关系问题无从谈起。司徒雷登还想继续辩解，但言语前后矛盾，甚为窘迫。 司徒雷登还谈起了“主义威胁”问题。他表示，中美关系问题不单是对华问题，而是关系世界和

平的问题。现大局动荡，特别是美苏之间误会很多，美国害怕主义，害怕世界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希望努力使中美关系得到完善解决，对美苏关系及世界和平均是一大贡献。他还说，如中美关系有第三者出来协助亦有好处。黄华告以个人认为无需第三者参加。司徒雷登又说，断绝与关系是消极的，更积极的办法是运用美国自由贸易和经济援助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他还以个人身份声明，希望今后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新。黄华当即驳斥说，本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中国人民选择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是因为它适合于中国人民的需要。人员问题纯系内政，不许外人干涉。傅泾波提出中国究竟先工业化抑或先化。黄华告诉他提得不对，中国人民今天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而且这也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不容外人干涉。 美国不同意司徒雷登去北平 6月8日，傅泾波再次来见黄华。他说经与司徒雷登研究，认为美国现在（对新中国的关系）很难作正式表示，司徒雷登返美后再作努力。但司徒雷登需要知道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他问黄同周恩来有无联络，能否向周转达他的意见。黄华告诉他不必顾虑。傅说，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同属一派，他们主张停止援蒋及打开中美关系大门。马歇尔、司徒雷登与周恩来会晤百次以上，对周深有了解。美大使馆根据确切消息，知道周曾多次表示希望中美和平通商，逐步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傅还说司徒雷登近接美国副国务卿魏伯来电，希望他在返美前能赴北平与周会见一次，顺便看看燕京大学。

会见后，黄华将司徒雷登的要求向作了汇报。考虑通过非官方联系较好，于是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去信邀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据说每年6月24日司徒雷登都要回燕大过生日）。6月16日陆志韦致信司徒雷登，信中说：“昨晨曾晤见周先生，谢谢你的问候。先生业已谈过你有来访燕京的兴趣，我估计当局可能予以同意”，暗示司徒雷登去北平可能见到最高当局。还于6月14日复电南京：“司徒雷登及傅泾波返南京后（当时他们已去上海——笔

者注），如再要来平，可许以在返美前至燕京大学一行，至是否与周相见，待其到平后再定。” 6月17日，司徒等人返回南京，当时他还未接到陆志韦的信。18日傅到外事处会见黄华，说司徒雷登最近曾得来电，美希望他返美两个月后，暂以私人身份（解除大使职务）回北平，待将来承认新政权时重新任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亦在考虑是否继续任大使之事。傅认为司徒雷登以私人身份活动会有许多便利条件，但在美国国内其发言力量将因此减弱，所以他还是极力赞成司徒雷登出任首届大使。司徒雷登也盼离华前一周能与黄再会面一次。18日黄华将以上情况电告。21日复电：“司徒返美既在三、四周后，可能仍将提出来平一行，陆志韦亦曾去信暗示司徒如请求来平，可能得到许可。他如不再提，我们暂时不必表示，以观其变。待他返美前约十天左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 6月27日，傅泾波再访黄华，携来陆志韦6月16日给司徒的英文信，说司徒雷登不知是何用意，望黄华去电问明北平意见。经黄华报告周恩来并获指示后，6月28日黄华访司徒雷登及傅泾波，告之已获北平来电，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司徒雷登表示，获此消息，极为高兴，但不巧的是国会于7月底即将休会，恐怕来不及，而且当时国会内部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很易引起评论，增加不便。于是他决定将此事报告艾奇逊，由艾决定。 7月2日，傅泾波来访说，艾奇逊已来电要司徒雷登于7月25日以前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艾同时还决定司徒雷登现在不去北平，以免引起各方评论。他回国短暂停留后即返中国，届时可去北平。 司徒雷登北平之行终于夭折。新中国成立后和黄炎培之间的书信交往

黄炎培(1878-1965)是中国近现代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为中国的和进步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历任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全国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中国民

主建国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他和等国家领导人经常坦诚相见，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时有建言。

在1954年以前，经常向黄炎培咨询有关问题，甚至有时夜半之时黄炎培被从睡梦中唤起，赴中南海丰泽园与晤谈。当然，他们交往和交换意见的更多方式，就是彼此的通信了。黄炎培曾亲笔给写信达百余封，这可能是民主人士之中罕见的。多的时候，黄炎培一个月会写两三封，而且有的信洋洋洒洒达数千字之多，有的则只有简短几句问候。至于亲笔回给黄炎培的书信，也有60多封。这些书信，或者涉及国家的重要决策，或者只是两人之间的寒暄和问候。在黄炎培的书信中。有他对执政党治国理念和方针的认同及赞许，也有意见不同时善意的质询和商榷，其中不乏其发自内心的感慨与流露，以及率直的批评或婉转的建议。 黄炎培在信中对执政党和多方建言

共和国成立之初，工作重点已经从大规模的军事斗争逐渐转向了经济领域，作为政务院副总理和中财委委员，黄炎培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配合执政党，为在全国范围内平抑物价、统一财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部分工商业户关门、歇业，工人失业的现象，特别是在上海，形势尤其严重和突出。黄炎培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4月8日，黄炎培将自己的意见写成3000余言的书信，寄给并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财委主任陈云、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薄一波。信中写道：“此次会议，一致认为财政确有成绩，如征粮已达70％，税收超额，人民币回笼已达60％，收支接衡，都是事实。在颐年堂12日晚上说：‘成绩是有的，毛病是要改的’，这句话很正确。现实局势是相当严重的，财政在好转，人心在恶化……”

所谓“局势严重”、“人心恶化”，是指黄炎培此前曾收到过几封反映问题的来信，反映了银根过紧、公债过高、征粮过重、逼死人命等问题、为此，他感到十分不安。在信中，他还写道：“自政务院纠正征

粮偏差的指示到达，救活了不少生命。这样被押被吊的，因指示到达而获释，苏南共1000多人，只松江一区300多人。我所虑的，这样出人意外的偏差，怕还不止苏南一区，为维护生产计，为挽回人心计，必须快快予以有效的处理，必须先把人心挽回过来……然后从积极而兴奋的心理中准备进行土改，不要从恐怖而消极的心理中进行。” 应该说黄炎培反映的问题是及时提出了“党”如何转变为“执政党”的重要问题，显然，依靠过去人们熟悉的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方法来从事经济工作和社会改造等，会有许多硬伤和副作用，为此黄炎培在书信中提出了纠正失误的若干措施： “我想到的有效方法：第一，陈云同志对这些问题多次说过要派大员去办，我极赞同，凡认为存在着问题而这些问题相当严重的地方都应赶快派员去……第二，这许多不够格的和一班县工作干部必须快快举行轮训，连同税收人员……第三，…我想提出一个办法，可否设副……县副职不定须本县人，邻县人也可，顾亭林(顾炎武)主张县官以五百里之内人士充任，不一定本县人，但总须熟悉地方情况，见其所著《县官论》。第四，县政主要的武器，当然还是县人民代表会议。上文所列种种不合理现象所以发生，都由于这些县没有办或没有办好代表会议，我所知道，许多县代表会议没有人敢代老百姓陈述痛苦的，领导者一切了解程度不很够……第五，加强监察公务人员是否履行职责，县市以上都须设人民监察机关，实行监督，人民和人民团体有权向人民监察机关控告，这都规定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间的。今既有此现象，亟须考虑一下，是否添设地方监察机关……以上五项建议，一派大员，二轮训，三设副，四搞好县代表会议，五加强监察，深信上列种种不合理现象，依此一定可以彻底纠正的。” 黄炎培的建议，针对问题的出现，由古人的经验之谈到现代民主的制度建设，多所涉猎，特别是基层民主，通过从上到下的制度建设和民主运作，可谓深中肯綮。这封信引起了和的高度重视。政务院随即奉命将此信印刷成册，分送有关人员传阅。4月26日，约黄炎培长谈，黄炎培又一一陈述意见。临别时，

嘱咐黄炎培继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未尽之言，书面续报”。 黄炎培为的态度所鼓舞，又花二三天时间给等写了一封7000余字的长信。这封长信，由“关于乡村和城市现况的续报”、“我的看法”、“我所贡献的做法”等所组成。其中，他提出了综合平衡的问题，以及须向“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倾斜，征粮和征税乃至召募公债的原则应是“取之有余”，即“有余则取，无余不取，多余多取，少余少取”，等等。建议实施一整套的经济，包括财政、税收、金融、外贸等。

这些主张和建议，很快得到了重视。而且有的不久就成为的经济决策。如放松银根、增发货币、增加信贷等；有的则在较长一段时间后演变为现实，如农村金融业(农村信用社)、抵押放贷等。

当然，限于历史条件，黄炎培信中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如对外开放、引进外商和外资、容纳私营经济和农村手工业、提高农村购买力、发展民营金融等，特别是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等建议，很多是直到多年之后才成为现实的。

1951年12月28日，黄炎培在给的信中谈到了轻工业部开展“三反”运动的一些具体情况，反映有关方面在向一些商店查询中，发现有不少漏税、行贿、送回扣的情况，当时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及北京市分会正在开展工商界的思想改造运动，遂拟提出“消灭行贿、消灭回扣”的口号，认为回扣就是贪污，这种现象在旧社会根深蒂固，如不将之扑灭，则无以整饬各机关的风纪。看了这封信以及黄炎培此前在轻工业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要彻底地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斗争》后，高兴地回复说：“轻工业部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并已开始收效，甚为欣慰。讲演稿很好，只须将第一面有四处括号内数字去掉，就可发表。”

黄炎培所领导的民建，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学习党努力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方法。为此，黄炎培去信给。也于1956年12月4日回复他，称

赞说：“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表示：“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开国之初，黄炎培给等的几封长信，都受到了极为重视的回应，受到鼓舞的黄炎培经常就国家大事有所建言而写信给。 为黄炎培修改讲话稿

1952年3月15日，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对民建的工作谈了几点意见。9月4日，黄炎培在北戴河给写信，要求在他向民建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的讲话中，传达和阐发这些意见，并将其拟就的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的讲话要点送给审阅。

9月5日和13日，就黄炎培的信和讲话，分别写了复信，同时将修改过的讲稿退给黄炎培。信中认为黄的“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原来，此时的黄炎培受了时代和社会思潮的某种影响，思想上也不免“左”了起来，认为他“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来说是可能的，当做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 接着，又说：“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进而，在信中称道黄炎培：“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信末，还说：“因为先生对于我的高度的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

有当，还祈审察赐教。日内如有暇，想和先生面叙一次。”

至于黄炎培的讲稿，在修改时把“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又把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和改造资本家，还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此外，他还在“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

修改过的黄炎培的这篇讲话，不久就送达《人民日报》发表了。9月12日，《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将清样送审阅，并附信说黄炎培“开头引过的指示，没有说明经过情形，恐读者不易明白，我们已请民建会补发消息”。于是，又对清样作了一些文字性的修改，再退给了报社。这篇讲话，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关于中小212商业的几点意见，致信黄炎培：“不便发表”，可“说给一些人听”，“也只可非正式地说一说，不必正式传达” 1952年9月，黄炎培来信谈及上每中小工商业者为税收所苦。这是因为这年上半年生意清淡以及税则改变后导致的(1952年的所得税，须暇上年税额，在9月底应先缴1/3)。黄在信中还谈到上海工商界普遍有消极心理，认为要扭转这种状况，需从税收和劳资上入手。黄的来信还附送了9月10日与他谈及中小工商业问题时的谈话记录，并请予以审阅。

此前，与黄炎培谈话，问及“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各地工商业的情况，特别是中小工商业的情况。当了解到中小工商业确有特殊困难时，提出了几点改进意见：一、中小工商业可以走“联营”的道路，三五家、七八家、一二十家，从业务的联合逐渐地趋向资金的联合。从此成为“公司”的方式。二、从中小工商业的产生来说，大都依靠大工商业而来，尤其是小工厂依靠大工厂而产生，但在情势变

化以后，尤其是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大的对于小的，可能失掉了提挈的作用，贷款和加工订货也不可能直接及于小工厂，这是无可如何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指定某家小工厂，责成一大工厂去扶助，向这一大工厂进行贷款，加工订货，附带一个条件，要求它负责扶助这些小工厂，例如加工订货，大工厂在监督指导之下，酌量一方需求情况、一方接受能力与合理的酬报，分配给这些小工厂；小商店则由大商店尤其是公营百货公司之类，将货品依照合理的价格，批发给予它们经售，从此小工商业得以恢复活动。当然，实行时还须断定出种种适当办法来。这是“大带小”方式，也许是中小工商业今后的一条道路。三、在条件具备之下，中小工商业改变为合作社，当然也是一条道路。这几条道路。究竟哪一条适宜，也许此外还有适宜的道路，都要看实际情况来斟酌采用。

在9月29日的复信中，又称：“先生所提税收、劳资两问题，确是应当注意调整的。据财委同志报告，有些已经调整，有些正在调整有些则尚待研究调整办法。上次我和先生谈的关于中小工商业的几点意见，过于简单，不便发表。此类问题，宜由财经机关征询各方意见，加以处理，较为适宜。”

1953年3月8日，致信黄炎培和陈叔通，说：“任老来信要将我上次谈话向工商界传达，我认为可将要协商，要公平，有多少本钱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收多少税等带原则性的话，说给一些人听，其余不必传达；即使这些原则性的话，也只可非正式地说一说，不必正式传达，因为这些话实在太普通，是普通常识范围内的事，因为我们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许多事办得不好，才显得这些话好像颇为新鲜。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则要由财政部税务机关及其他机关逐一认真研究，才能妥善解决。”

黄炎培上次来信所谈及的税收等问题，很快就反映给了有关方面加以调整，财政部为此还将各地汇报1952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准备情况向和写了报告。

1953年3月27日。又致信黄炎培，说：“‘五反’以来延未

解决的问题，今年大致可以获得解决，但尚须大家努力。”不久，又将政务院工商行政管理局许涤新关于工商情况的一份报告送给黄炎培参考阅读。随后，又在5月15日的信中说：“私营问题的中心和公营一样，是民主改革与增产节约，这个问题解决了，劳资关系等问题

就可迎刃而解了。”16日，黄炎培在给的信中说：民建召开工商情况汇报会，从汇报中看出各地工商业情况已有显著的好转，但好转的情况不平衡，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两点建议：“一、必须有组织有领导地帮助各地工商业解决一切问题，这里所谓有组织、有领导，就是包括、、工会、税务、银行、工商联、民主团体等，把这些单位集合在一处，在党政根据总的方针指导下，任何问题都不难解决。二、处理任何问题，只有环绕着一个中心――搞好生产来活动。才是最有效的方法。”在信中，黄炎培还提出要采取办法吸收社会上的“游资”、“睡资”投入生产。17日，在回信中说：“解决问题，应当由各有关方面先行协商，然后由加以择决；并且希望在不久时间内，对工商界未解(决)问题作成一个草案，此事大概是可能的。”

对黄炎培的信提出的异议

1953年6月12日，陈叔通和黄炎培又将全国工商联和民建召开工商问题座谈会的情况写信汇报给。翌日，黄炎培还将朝鲜停战谈判遣俘问题达成协议后民建召集京津两地工商界举行座谈会的情况写信汇报给和周恩来。

前者。座谈会上有人提出了一些建议，事关加工订货、收购包销以及劳资、小工业及手工业、税务等问题，这些皆已送交财政经济委员会工商行政管理局研究处理。会上大家还一致认为：由于及各级工商联合会、各地民主建国会和及各级有关部门联系不够，问题是不可能一次就彻底解决的，新问题还会发生，最好及大中小城市经常举行不定期座谈，以协商方式交换意见。

至于后者，黄炎培将会上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归纳为：伟大的抗美

援朝运动现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建设，一方面还要加强国防，应该把抗美援朝的精神贯彻到国家建设的所有工作环节中去。具体来说，在工商业界就应该更加提高经营积极性，克服困难，改进业务，配合国家经济建设，以期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加速完成；商业、工业和一切私营企业必须严肃地遵守国家法令，警惕“五毒”，应根据国家经济计划，有领导有组织地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作用；必须加强学习，学习时事，学习法令，民建成员尤须以正确的行动来加强在工商业者中的骨干作用。

6月14日，分别致信周恩来和李维汉，认为这两封信和附件“是资方集中表示意见的一次，大都是应当注意解决的”。随即，还分别致信陈叔通和黄炎培，表示感谢来信，以及来信反映的问题“现正研究中，大约可以获得若干解决方案”的，“民建会通知所述各点，是适当的。私营企业问题已交财委研究”。

1954年3月，黄炎培在一次对上海工商界的讲话稿中，借用了“无痛分娩法”一词用来比喻工商界进入社会主义改造过程时的状态，也就是说，在改造时因为实行了“和平赎买”并执行了相应的，资本家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痛苦。

3月12日。就此致信黄炎培，提出异议说：黄炎培讲话稿中所提及的被改造的“人们”，“是指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不包括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不是‘包括一切的’”。至于所谓“‘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写在印刷品上，因实际上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会觉得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 还让周恩来和李维汉转告黄炎培：“‘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似以改为‘阶级消灭，个人存在’为适宜，亦可告以非正式发表的谈话不要他在印刷品中引用，请酌。如他的讲演不登报，又碍难修改，听其引用亦无不可。他所谓‘无痛分娩法’亦不甚妥当，只作印刷品不登报，亦可不改。末了引我的话之后他说‘人们’‘是包括一切的’，我已复告他不是包括一切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不包括在内。”

后来。黄炎培根据提出的意见，对讲稿作了修改。 就黄炎培来信的一些回信

在与黄炎培的通信中，的回信往往表现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认真态度。1949年10月5日，新中国刚刚成立，在信中表示自己不宜随便发表言论，即“在《共同纲领》发布之后，我似不宜迅即重复说一遍《共同纲领》里说过的话。如像经济问题等事。因此，除公告外，暂时不拟发表个人文件，这样似较适宜”。 1950年5月15日，就“粮税”一事黄炎培来信有所反映，回信说：“我告陈、薄后，已有复信，兹付上请阅。如有意见，请再告。”即是将其反映的问题告知陈云、薄一波，然后又把反馈及时通告黄炎培。

1950年12月29日。致信黄炎培：“近日土改情报数份送上一阅，请掷还。其中有关于松江区的过左行为的报道。”翌年1月6日，还是围绕土改中出现的问题，再次给黄炎培回信，随信让其查阅华东局不久前给所属关于土改的指示电(即华东局1951年1月4日关于土改问题给山东分局，各省区，上海、南京并报的电报)。

1951年2月17日，又就反中出现的问题致信黄炎培。信中附有广东、广西纠正“宽大无边”的情报。说：“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他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亦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的，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然，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如同宽大应有边，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了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

1953年5月5日，黄炎培将上海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周孝怀所呈意见书转交，并与张澜一起致信和周恩来：“周孝怀

君从上海来信，大意是：希望考虑明令三反五反总结束，安慰受冤(者)，释放无问题被拘者，扭转人心。附笺还谈到农业税等问题。我们会商一下，认为这些都在慎重处理之中，孝怀此函，自是一片忠爱热诚的流露，将原笺送陈，以供参考。”在13日的回信中说：“惠书及周孝怀先生意见书，收到，阅悉；并已转付有关各部门负责同志阅看。其中有些问题，已请周总理酌处。便时尚希转告孝怀先生。”

1954年11月23日，就黄炎培信中所议“购粮事”和“五反”遗留问题回信说：所议问题，“我在京所闻，亦如先生所述。来广州时沿途调查，始知问题仍是有的，但一般尚好，据说比去年要好得多。‘五反’余

案，已请陈云副总理注意”。

1955年3月11日，黄炎培写信向报告民建筹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信后附有其对失业问题和农村粮食问题的意见。关于后者，黄炎培说：“最近有人从家乡来，反映一般居民生活苦，尤其是农民特别苦，农民说：我们吃不饱，哪有力气去种田呢？而一些村干部工作作风不好，总疑心农民家有藏粮，致使民间有怨声。”14日，回信说：“农村粮食问题已采取措施，下一年度可以缓和下来，目前则仍有些紧张。”4月，围绕农村粮食问题，黄炎培又两次致信，信中说：“根据最近收到的各地人民来信，最严重的还是农村粮食问题，我曾选取可靠性较高的五封信送给陈云同志，并与其长谈达四小时。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此时正临‘农忙’，人为的丰和歉将取决于这一关头，似须经过正确了解后及时处理。”29日，回信说：“粮食问题，下一个月还会是紧的。6月以后将会好些了。” 5月25日，黄炎培致信，汇报了民建召集京津两地常委和中委座谈会的情况，其中“对毛博采众议、高度民主的精神，一致表示感佩”。翌日，回信说：“凡重要问题不厌求详地征求意见，总是有好处的。最近我又找了15个省市的负责同志征询了关于粮食、镇反、合作社等项问题的意见，得了更多的材料。证实了我在

最高国务会议上所说的那些。但还要进一步研究，看到底是否如此。先生此次下去考察，望注意用全面分析方法。” 两人书信中的私交内容

在和黄炎培的通信中，还有许多内容是关于他们之间的私交的，如接受著作、报告，以及诗词唱和等。

1950年9月1日。给黄炎培回信：“大示敬悉，承赠大作《红桑集》，极为感谢。”

1951年9月15日，黄炎培致信，报告自己的行踪：“昨晚从东北归来了，在大连住一个半月，身体确已恢复正常。最近半个月在大连、沈阳、鞍山、抚顺、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地，参观了二十来个厂矿。很想整理所得资料，写一报告，如写成，谨当呈请赐教。”于22日回信说：“最近上海报告一份，可以一阅，阅后请予掷还。其中某些部分带有机密性质，请加注意。”

1953年7月30日，得知黄炎培在读马克思的著作，于是在回信中说：“时局好转、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先生读马克思著作有，可为祝贺。天热，可在海滨多待一些时候。”

1954年劳动节，黄炎培在给的信中热情地谈了参加检阅五一群众大的感想，也谈了他对中国的认识以及自己学习《资本论》的情况，随信还将自己写的《读第一卷》送呈。5月3日，在回信中热烈地称道黄炎培“爱国热忱，溢于言表，足征孟进(晋)(孟晋，努力进取的意思)”。至于黄炎培的新作，说：“大作尚待暇时从容研究。”

和黄炎培有许多共同的爱好，如写诗填词、观画、欣赏文物等。至今还传言黄炎培曾珍藏有一部王羲之真迹的书法作品，爱好书法的特地借来观赏，原来讲好是一个月归还的，到期时黄炎培打电话催讨。还在仔细欣赏和揣摩中的有些不悦，说：“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然后便让人将之小心用木板夹好送回了。据说为此，对黄炎培有一句“不够朋友够英雄”的评语。当然，这是一段佳话了。

1956年9月，黄炎培将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张叔通所作的书画册呈送观赏，并在给的信中说：“快要召开，这一时期想紧张得很。希望缓和些紧张。谨奉上书画册一本，公余浏览一下，可能增进些神情的潇洒。这书画册，是一位八十岁老画师一年画成，每幅自加跋语的。我在这上边写了一首长古，为他介绍。他和我是新闻记者同事二十年，他在抗日时期，吃了很大的苦，他的爱国热情是可敬的。他能画而很少作画，惜墨如金，最近为了农村和工商界对领导上一片颂声而作。――最近工商界接受种种新的措施，特别是五厘定息，大、中、小皆大欢喜。――他是本着极高度诚意而写出来，特代陈，乞赐教；我的诗附求赐教！”回信说：“画册、叙诗和另诗三首均已收到，十分感谢！张先生是否生活上有困难?是否愿意接受援助，请便告知。”黄炎培收到的回信后，复信，告知张叔通生活穷困，其所在的江苏省文史馆每月只给他生活费50元，黄炎培认为如果给他更多的照顾的话，他会接受的。12月16日，为此致信黄炎培，委托他转送给张叔通500元。

1956年12月4日。在给黄炎培的信中说：“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这两首词，即是《浪淘沙・北戴河》和《水调歌头・长江》。不久，黄炎培建议公开发表的来信，则在16日的回信中说：“前信无甚深意，以不发表为妥。水调歌头：逝者如斯乎的‘乎’错了，请改为‘夫’字。”后来，黄炎培又因与推敲那两首词与通信。1957年2月11日，在信中说：“那些东西，既已发表，不改也可。游长江二小时飘三十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游侧游，故用‘极目楚天舒’为宜。”

黄炎培多有外出调查任务，对此时予关心。1962年1月6日，在信中关切地说：“出去调查一番，必有益处。天寒，尚望注意珍摄。”1963年，黄炎培将其一生经历和他80余年以来的“三亲”即亲目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接触到的历史和事物撰写成《八十年来》一书赠送。5月26日，写信说：“《八十年来》

一书，尚未卒读，其余均已看过了。高年盛暑，尚望注(意)保重。” 一点遗憾

上述和黄炎培之间的通信，如果给予认真的审读的话，相信读者会感慨不已。在经历了共和国历次政治和经济等运动之后(如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合作化”、“统购统销”、“社会主义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倾”等)，今天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他们两个人的通信内容，应当说，当年治理国家总体来说是曾经心存戒惕、充分汲取意见的，至于黄炎培在信中所表述的其政治和经济的思想与方针的主张等。也已被历史所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就黄炎培来信所反映的问题本身来看，也并非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此后黄炎培通过认真的调查发现其所了解到的一些数字有的是被夸大的，为此，他向坦陈了自己的过失。)不过，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黄炎培与的治国理念与主张也有某种冲突，此后陆续发生的批判薄一波的“新税制”、批判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反冒进等，就表明对黄炎培的意见并非全是听得进的。然而，黄炎培的意见基本上得到了认真的对待。特别是1950年春夏之交黄炎培几乎被人称为是“万言书”的来信，是认真听取和接纳的。而当时梁漱溟等人的意见。却遭到了的很大反感。这也许是他们反映问题的方式有所不同，以及历史的恩怨所致吧。

当年对从谏如流的态度，黄炎培曾感动不已，他曾在1950年5月30日日记中写下“今如愿了”四个字。此后，他又写下这样的条幅：“毛善于听取和我不同的意见。善于和与我不同意见的人合作。”这几句，他在《展望》杂志上公开发表了。为此，黄炎培还曾感叹：“为政之道、为人之道尽于此矣！”

遗憾的是，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和黄炎培的书信往来逐渐少了起来，这与晚年因错误领会马克思主义和误判国情而发生“左”倾错误领导有关，也与黄炎培晚年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愈来愈被边缘化相关。

19年2月13日，即农历大年初一，有一个重要的，即

“春节谈话”。这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座谈会，与会的除了、彭真、陆定一、康生、郭沫若、蒋南翔等，还有党外人士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许德珩等16人。会见时，已经与黄炎培少了联系的对黄炎培说：“是不是上了贼船?你们都上了贼船。下不来了，怎么办?”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这些老人上了党的“贼船”，抑或是上了“”的“贼船”?章士钊大声地说：“我们不下来了。”接着问：“黄任老，你是个立宪派的人?”黄炎培马上回答说：“我是派，不是立宪派，(我是)参加同盟会的。”

看来，的确误会了黄炎培。他与黄炎培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端倪。

1965年底。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的气氛中，黄炎培溘然长逝。多年之后，陈云说：“黄炎培是好人。”

中国党的成立与大时期的新闻事业 第七章 中国党的成立与大时期的新闻事业 ★第一课时 ●教学目的：

本节课的教学目的就是让学生对中国党的报刊有所了解，要知道中国党报刊创办的历史背景，机关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刊物、工人的报刊都有哪些。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党报刊的起源，归纳出早期报刊的主要特点，并为以后对我党报刊发展的学习打好基础。 ●基本要求：

1、了解我党报刊创办的历史背景 2、掌握机关报刊的创办 3、掌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报刊的创办以及一些著名的报人 4、掌握工人报刊的创办，以《劳动周刊》为主 5、了解早期报刊的特点

●本次课的重点及难点：

本节课的重点是机关报刊的创办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报刊的创办，其中以一些重要的报刊为主，如《向导》、《中国青年》

的创办及其特点。 ●授课内容： 一、中国党报刊创办的历史背景 二、中国党的报刊 1、机关报刊

1921年7月，中国党诞生。1922年9月13日《向导》在上海创刊，是第一个政治机关报。蔡和森生平；中国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 。

《新青年》季刊1923年6月15日在广州创刊，1926年7月停刊。它是理论机关刊物，侧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的宣传。

2、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报刊

1921年1月15日四川成都团组织创办《先驱》半月刊；1922年5月成为团的第一个机关报。1923年10月20日，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

恽代英生平；萧楚女生平；邓中夏生平。 3、工人报刊

《劳动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部的机关报，也是党领导下的第一张全国性的工人日报。 三、早期报刊的主要特点

中国党的报刊是在国际帮助下，借鉴列宁党报刊思想和党报经验创办起来的；继承与发扬“五四”时期报刊的精神，以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指导斗争为基本任务；文风上坚持了“五四”时期倡导白话文的正确方向；在以广大工人为读者对象的同时，要面向民众，面向社会，扩大影响范围。列宁党报理论。

●作业布置及思考问题

1、思考题：名词解释恽代英、萧楚女、《劳动周刊》。 2、简述《向导》、《中国青年》的创办及其特点。 ●试题考核方式

简述《向导》、《中国青年》的创办及其特点，其他知识点以填空题为主。 ●参考资料：

《全球传媒》清华大学20XX年版 丁淦林《中国党党报史略》 郑保卫《中国党新闻思想史》 ★第二课时 ●教学目的：

本节课的教学目的就是让学生了解国共合作后新闻事业的发展，从多个方面来综合评价新闻事业的发展，如统一战线报刊的活跃、工农群众运动中的报刊、五卅运动中的新闻斗争等等。通过学习来培养学生的全面思考问题的方法。 ●基本要求：

1、了解统一战线报刊的活跃，以《政治周报》的创办为主 2、了解党报刊、共青团报刊初步形成的网络 3、了解工农群众运动中的报刊，以《中国工人》为主 4、掌握五卅运动中的新闻斗争，尤其是《热血日报》的创办及影响 6、了解报刊的出现 ●本次课的重点及难点：

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就是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国共合作后新闻事业的发展，综合性很强。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几分重要报刊的创办和其作用，如《政治周报》、 《中国工人》、《热血日报》。 ●授课内容：

一、统一战线报刊的活跃

1924年1月，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国共合作实现；《政治周报》等国共合作报刊的创刊和经办过程。 二、党报刊、共青团报刊初步形成的网络

《向导》等机关报刊面向全国发行；《中国青年》成为全国青年中具有巨大影响的刊物；1922年8月1日，《少年》月刊在法国巴黎创刊，1924年2月1日，改名《赤光》续刊，周恩来任主编，参与编辑。生平。

1922年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党创办的机关刊物《少年》。

三、 工农群众运动中的报刊

1924年10月《中国工人》创刊于上海，192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成为全总的机关报；1926年1月《中国农民》创刊；1921年12月《妇女声》创刊；1923年2月《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等学生报刊出现。

四、五卅运动中的新闻斗争

1925年6月4日《热血日报》创刊，是迄今能看到的出版的第一家日报，主编瞿秋白。

省港罢工委员会出版的机关刊物《工人之路》，登载的《国际歌》；上海《平民日报》是五卅运动高潮中出现的诸多工人报刊之一。 帝国主义者刊发《诚言》进行反宣传，群众进行反击。 五、报刊的出现

国民军报刊种类：军事机关出版的，如《军人日报》；各军部 出版的，如第一军的《突击》；以及黄埔军校和军人团体出版的报刊等。 ●作业布置及思考问题 1、名词解释：《政治周报》、《中国工人》。

2、简述《热血日报》的创办及其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 ●试题考核方式

简述《热血日报》的创办及其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其他知识点以填空题为主。 ●参考资料：

《全球传媒》清华大学20XX年版 丁淦林《中国党党报史略》 郑保卫《中国党新闻思想史》 ★第三、四课时 ●教学目的：

此次课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对北洋军阀统治地区的新闻事业和北伐战争中的报刊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其中要让学生掌握成舍我的办报活动、《大公报》、《申报》、《新闻报》在此时的发展情况与其态度。此外，还要使同学在结合以前学习的内容基础上对新闻学教育

和研究的发展有进一步的认识，把握中国广播事业的诞生与通讯社的发展。通过这次学习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的能力，也复习一下以前学过的内容。 ●基本要求：

1、掌握北洋军阀对新闻事业的控制与大报的方向，以《大公报》、《申报》、《新闻报》的态度为主 2、了解邵飘萍和林白水的遇害 3、掌握中国广播事业的诞生与通讯社事业的发展 4、掌握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进展 5、了解北伐战争中的报刊 ●本次课的重点及难点：

本堂课的重点内容是成舍我的“三个世界”，《大公报》、《申报》、《新闻报》的态度，中国广播事业的诞生与通讯社的发展，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进展等问题。 ●授课内容：

一、北洋军阀统治地区的新闻事业

1、北洋军阀对新闻事业的控制与大报的动向

1925年2月10日《世界日报》创办于北京。成舍我生平。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复刊，当天发表《本社同人之志趣》提出“不党、不私、 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不卖：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私：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不盲从、不盲动、不盲信、不盲争。 2、邵飘萍、林白水遇害

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遇害；1926年8月6日，林白水遇害。

3、中国广播事业的诞生与通讯事业的发展

1923年初，美国人奥斯邦（E.G.Osborn）创办的中国无线电公司与英文《报》合作， 办起“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同年1月23日晚首次播音。 该台呼号XRO，发射功率50瓦，这是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北洋交通部于1924年8月

公布了《装用广播无线电接受记暂行规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无线电广播的规则。1926年10月1日，哈尔滨广播电台开始广播，呼号XOH（后改为COHB），发射功率100瓦（后增加到1000瓦），每天播音两小时，这是我国自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 1921年9月国闻通讯社在上海成立，胡政之任社长；申时电讯社发起于1925年，由时任《申报》总经理张竹平发起。 4、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的进展

上海圣约翰大学于1920年在普通文科中增设报学系（后称新闻系）；1921年，厦门大学设报学系；1923年，北京平民大学设立报学科；1924年，北京燕京大学设立报学系（后称新闻系）；1925年，上海南方大学设立报学系。

新闻学著作：1922年，任白涛《应用新闻学》；1923年，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1924年，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7年，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27年1月，北京新闻学会成立，同时创办《新闻学刊》黄天鹏主编。 二、北伐战争中的报刊 1、报刊对于北伐战争的宣传

《中国青年》向广大群众进行北伐战争的性质和意义的教育； 《向导》一度对北伐战争持冷淡态度，但整体上看仍是采取积极宣传的态度。

2、右派对报刊的抵制

右派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反对党；

蒋介石指使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右翼分子，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排斥党员和进步人士。 3、从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政变；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政变； 轰轰烈烈的大失败了，报刊受到严重的摧残。蒋介石生平；汪精卫生平。

●作业布置及思考问题

1、名词解释：成舍我、“三个世界”、

2、简述《申报》、《新闻报》、《大公报》各自的态度及宣传方针有哪些。

3、简述中国广播事业是怎样产生的。 ●试题考核方式

名词解释：成舍我、“三个世界”，简述《申报》、《新闻报》、《大公报》各自的态度及宣传方针有哪些，简述中国广播事业是怎样产生的。其他知识点以填空题为主。 ●参考资料：

《全球传媒》清华大学20XX年版 丁淦林《中国党党报史略》 郑保卫《中国党新闻思想史》 新中国成立时拟设置的金融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组建我国社会主义金融体系迫在眉睫。1950年3月25日，政务院出台了《关于建立国家金融体系的决定（草案）》，对当时我国金融体系的设置做出了总体部署。《决定》对拟设立的金融机构及职能分工做出了具体安排。时至今天，我国金融体系基本还在当年的规划下运营。当时拟定筹设的金融机构有那些？分工如何？笔者从尘封的档案中知晓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50年3月25日，政务院《关于建立国家金融体系的决定》（草案）指出：“建立国家金融体系，是为集中货币资财，调剂货币流通，控制信用市场，发展人民经济。”因此，特做如下决定： 一、国家金融系统：

（一）国家金融系统由国营银行、公私合营银行、乡村农业信用合作社三大类金融机构组成（表1）。

（二）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金融领导机构，掌管全国金融行政、信用市场，统筹国家金融机构的设置与分布，指挥全国金融机构的业务。其他国营和公私合营的金融机构，在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指挥下，

分业经营业务。乡村农业信用合作社，在农民自愿的原则下，普设于乡村，由中国农业银行予以协助，调剂乡村金融。

（三）中国人民银行根据财经和全国金融实际情况的需要，有权分配国家金融机构的设置地区和业务经营范围。

（四）全国私营和外商金融企业，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督指导，中国人民银行有权指定其业务经营范围。私营金融企业，在自愿的原则下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分别自由结合成立业务联营组织，协商分业经营业务，以配合国家金融，为全国经济建设予以有计划的协助。私营金融企业及其联营组织必要时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定下，受某一专业国家金融机构的领导，以便各业金融业务统筹进行。 （五）各级人民银行受各级财经委员会的指导，并需与各级财经部门取得密切配合，以贯彻财经的执行。 二、对拟设立的各银行机构的任务具体安排：

（一）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金融机构的领导机构，集中掌握全国货币资财，负责调剂全国金融。其主要任务如下：1.掌管货币统一印制与发行，调剂货币流通及统一全国出纳事宜。2.吸收公私存款，尽量动员国内货币资财，发展人民经济。3.对国营企业、合作事业、公私合营企业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给以投资和长短期放款，并监督其财务与经营。4.集中管理一切国营企业机关收入的现金。组织国内清算，尽量利用划拨转账方法，减少现金收付。5.经理国库，执行国家预算的出纳任务。6.办理发行的债券事宜。7.对外汇外币及贵金属的经营管理进行有关国际清算。8.掌管金融行政，监督私营及外商金融企业，管理金融市场。9.管理各专业银行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0.掌管其它有关金融事项。

（二）中国实业银行，为国营长期信用银行，专司扶持国营的、公私合营的，及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的工矿、交通、建筑事业的发展，其具体业务如下：1.办理投资及长期贷款，并监督贷款机关生产及贷款运用合约的执行。2.管理国家有关发展实业的拨款，住宅建筑的投资经营及国营企业的纯益、公积金、折旧、准备金的保管事宜。

3.发行实业公债，代发公司债股票，吸收生产资金。4.对承包工矿交通工程者给予开支性质的短期贷款。

（三）中国农业银行，为国营的对农业的长短期信用银行，专司扶持农林、水利、鱼牧及农业合作事业，具体工作如下：1.办理国营的、私营的、合作的农林、水利、鱼牧事业的长短期信用及投资，并监督贷款机关的生产和贷款运用情况。2.办理农村农副业的短期贷款。3.管理国家有关农林、水利、鱼牧拨款及国营的农林、水利、鱼牧等企业机关的纯益、折旧准备金的管理事宜。4.扶持并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社。5.对承包农林、水利工程者给予开支性质的短期贷款。 （四）中国储蓄银行，为国营专业储蓄银行，其具体业务如下：1.以有效方法吸收社会小额资金，发展人民经济。2.推销公债，并办理公债抽签事宜。3.为存款人、公债票持有人服务，代为办理汇款，代收代付及其它委托事宜。4.在城市办理私人财产信托保管业务，并办短期小额质押贷款。

（五）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国营专业保险公司，负责发展国营保险事宜，其具体业务如下：1.组织与经营国营企业等机关的各种保险事宜。2.办理国家法律规定必须保险的各项保险事宜。3.办理私人各种财产及人身保险事宜。4.办理农业保险事宜。5.办理再保险事宜。 （六）中国银行为公私合营的专营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其具体业务如下：1.办理进出口贸易贷款及出口事宜的投资经营。2.办理进出口贸易清算工作。3.办理出口押汇、出口物资的阜际押汇及仓库业务。4.受中国人民银行委托代理经营外汇及办理外汇事宜。5.受中国人民银行委托收兑金银及其它贵重品。6.受中国人民银行的委托，办理其它业务。

（七）中国工商银行，为公私合营的商业性的股份银行，其具体业务如下：1.动员私人资金，发展民族工商业。2.对私营股份公司以及私营工商业所有人作短期贷款。3.办理城市手工商业贷款。4.购买私人工商企业的股票，作为投资。5.在银行顾客中推行划账制度。6.办理法令规定私营行的一切其它银行业务。

（八）乡村农业信用合作社，负责调剂乡村金融，吸收零星存款，经营各种贷款。

除此之外，《决定》还对各银行的机构系统设置做出了明确规定。 从上述文献中不难看出，建国初期，我国还处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时期，金融机构依据经济结构来设置，力求各种经济成分都能够得到金融扶持，促进人民经济发展。这些机构有的成立后很快就被撤销关停，有的从未成立。在公有制经济独占我国经济舞台时期，唯独农村信用社自始至终在艰难曲折中伴随人民银行一直走到今天。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时代，原来拟定的金融机构也相继组建成立。今天翻阅这个文件资料，仿佛当年的决定就是为今天的金融业而制定的，历史出现惊人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