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３４卷第４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ａｉｂｅ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１．３４ Ｎｏ．４ ２０１３年８月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ｕｇ．２０１３ 章学诚与桐城派古文理论之比较 梁结玲 （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玉林５３７０００） 摘要：在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占据了时代主流的学术话语，桐城派与章学诚都对这一学术思潮进行了回 应，古文理论是他们学术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桐城派古文以程朱理学为基础，注重文的传道功能，对骈文有相 当的排斥，风格上讲究雅洁。章学诚论文重经学、史学，不拘骈散，文风上追求清真。 关键词：桐城派；考据；理学；章学诚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０６８３（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５０一ｏ４ 乾嘉时期，理学的真理性普遍受到了怀疑， 不利于我们对桐城派的理解，也不利于对章学诚 株守程朱理学与坚持唐宋家传统的桐城派 学术思想的整体把握。 受到了汉学家的批判。而在这一时期，骈文创作出 一、理学与经学 现中兴，不少汉学家加入了骈文创作的阵营，他们 认为骈文乃是文章的正脉，对唐宋家为代表 桐城派提倡“文以传道”，他们所认可的“道”其 的散文传统很不满，凌廷堪在《书唐文粹后》中说： 实是程朱理学。方苞说道：“然后知生乎五子之前 “盖昌黎之文，化偶为奇，戛戛独造，特以矫枉于一 者，其穷理之学未有如五子者也；生乎五子之后者， 时耳，故好奇者皆尚之；然谓为文章之流别则可， 推其绪而广之，乃稍有得焉。”［４１” 对于乾嘉时期倍 谓为文章之正宗则不可也。”【ｌ 阮元也认为：“孔子 受推崇的汉儒，他认为“汉代儒者所得于经甚浅”。 于乾坤之言，自名日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 方苞的学术思想与汉学家多有抵牾，受到了汉学家 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 的普遍批评。姚鼐在学术思想上与方苞相近，认为 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 “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５１ｎ。 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 对极力抨击宋儒的戴震，他咒骂“身灭嗣绝”，卫道 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２１阮元认为孔子序《周 的气息相当浓烈。乾嘉时期，理学受到了猛烈批 易》的《文言篇》是以骈偶的文采言述乾、坤两卦， 评，章学诚感慨道：“至今徽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 因此将不具备文采性的单行散句的古文排斥在 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诽圣排贤，毫无 “文”之外。在骈散激烈争论之际，章学诚却能跳出 顾忌，流风大可惧也！”［６１” 对于乾嘉这股学术思 其中，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散文。钱穆指出：“章实 潮，章学诚认为是矫枉过正的一时“风气”，对宋学、 斋讲文学，他也并不是站在文学立场来讲文学，而 汉学都有所不满。章学诚以“六经皆史”的眼光将 是站在一个更大的学术立场来讲文学。这是实斋 古往今来一切知识都纳入到历史的长河中进行考 之眼光卓特处。”［３１这个“更大的立场”其实就是 察，认为“六经皆器”，六经是先王治世之政典，古人 “六经皆史”，章学诚以史融经，古文理论也消融 未尝离事言理。他认为宋儒从儒家经典中别出一 到了他的史学之中，这是他文论的不同凡响之 “理”，以“理”固守自封，忘记了经世致用，并将“理” 处。章学诚的古文理论与他的史学理论是紧密联 与“文”二之，穷凿心性之理而不知返。“记诵之学， 系在一起的，对于章学诚与同时的桐城派的古文 文辞之才，不能不以斯道为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纷 理论，目前并没有人仔细地加以区别，这其实并 纷忘所自也。宋儒起而争之，以谓是皆溺于器而不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６—０８ 基金项目：玉林师范学院２０１２年度校级重点项目（２０１２ＹＪＺＤ０６） 作者简介：梁结玲（１９７２一），男，广西大新人，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 ５０ 知道也。夫溺於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 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则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 子教人博学于文，而宋儒则日：‘玩物而丧志’。曾 子教人辞远鄙倍，而宋儒则日：‘工文则害道。’夫 宋儒之言，岂非末流良药石哉？然药石所以攻脏 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见疾在脏腑，遂欲并脏腑 而去之。将求性天，乃薄记诵而厌辞章，何以异 乎？”［６１Ⅲ 对于宋儒坚持的理学内涵，章学诚还 是很认可的，“学问为立言之主，犹之志也；文章为 明道之具，犹之气也。求自得于学问，固为文之根 彼言涉于道，多肤末支离而无所归宿，且承用诸经 字义，尚有未当者。盖其根源杂出周、秦、汉、魏、六 朝诸文家，而于诸经，特用为采色声音之助尔。故 凡所作效古而自汩其体者，引喻凡猥者，辞繁而芜 句佻且稚者，记、序、书、说、杂文皆有之，不独碑、 志仍六朝、唐初馀习也。其雄厉慎清浓郁之文，世 多好者；然辞虽工，尚有町蹊，非其至也。”［４１¨ 柳 宗元兼有杂家的思想，方苞对他心存芥蒂，认为 “辞虽工”但仍然“尚有町畦”，没有达到为文的最 高境界。方苞所论的“道”更多的是指程朱理学，他 本；求元病于文章，亦为学之发挥。故宋儒尊道德 而薄文辞，伊川先生谓工文则害道，明道先生谓记 诵为玩物丧志，虽为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 生之立意，则持其志者，不必无暴其气。”Ｉ６］¨０章学 诚不像桐城派那样固守程朱理学，这应该说是受 到了乾嘉学术风气的影响，他在回忆自己的学术 经历时说道：“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流，泛 览不见涯滨，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 骛空虚，盖未尝不惆然自喜，以为得之。”【６】ｓｏｏ当 他听了戴震对当代学者“不曾识字”的批评后，感 慨自己“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卒业，可 为惭惕，可为寒心！”［６ 考据学实事求是的治学 理路对好立议论的章学诚打击可谓不小。当他对 考据学深入了解后，对考据的琐碎很不满，“近日 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 不能抽丝。”［６ｌ６”让他最不能容忍的是汉学家对 宋儒的批判，他认为“宋儒凿空，说理解经，不能 无失，而其所以不可及者，纲常伦教，不待名物象 数而后明者，莫不躬行实践以期于圣贤也。”【６】６ｓ， 对于乾嘉反宋学的悍将戴震，章学诚认为他“心 术未醇，颇为近日学者之患”。在汉宋对峙之际， 章学诚没有徇时代风气，也没有一味地复古固 守，而是以史融经，将义理、考据都放到了历史中 消融了，这是他学术思想的深刻之处。 二、道与史 桐城派与章学诚所论的文都不是现代学科 分类下的散文，他们所论的文既有文艺性的散文 又有实用性的应用文、著述之文。桐城派以理学 为归，强调文的传道功能，而章学诚在“六经皆 史”思想的指引下，强调文章的经世作用，反对腾 空义理之文与华而无实之文。 桐城派重道轻文，认为文是达道的工具，方 苞说道：“文章者，道艺之馀也，而即末以窥其本， 十可四三。”… 正是因为重道，方苞将道放在了 论文的首要位置，他对柳宗元批评道：“子厚自述 为文，皆取原于六经，甚哉，其自知之不能审也！ 认为“孔孟以后，心与天地相似，而足称斯言者，舍 程、朱而谁与？若毁其道，是谓戕天地之心。其为天 之所佑决矣。故自阳明以来，凡极诋朱子者，多绝 世不祀。”【４】１∞姚鼐也由衷感慨，“苟有聪明才杰 者，守宋儒之学，以上达圣人之精，即今之文体而 通乎古作者文章极盛之境。” 桐城派的理学视 野相对比较狭隘，被章学诚视为浙东学术继往开 来的黄宗羲，方苞斥为“不足言”，这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桐城派的因袭不化。 明代的覆亡让人们对理学的普世价值产生了 怀疑，费密认为宋儒“以静座谈性辨理为道”，致使 “圣门大旨尽失”。黄宗羲、唐甄等人更是对传统的 君臣观念指出质疑。乾嘉时期，在汉学的号召下， 理学成了人们抨击的对象。章学诚对不加思辩地 批评理学感到不满，同时对考据学又具有“理解之 同情”，他以“六经皆史”跳出了汉宋之争。文史哲 在章学诚的眼中是一体的，“义理不可空言也，博 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 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６】ｌ∞文史都是历史， “古人未尝离事言理”，把经典放回历史的长河中 考察其致用的功能，文章也必须回归到历史的语 境中考察其产生的历史根源。章学诚认为古文必 推叙事，而叙事源于《春秋》的“比事属辞”，古文的 写作由纪传史学上人手，才能有所收获。因此，章 学诚认为作文必须源于历史，历史是古文存在的 依据，“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 也。” ， 章学诚所论的“史”既有“史料”之意，也 有“史义”之意，他在《报黄大俞先生》中说道：“为 古文辞而不深于史，即无由溯源六艺而得其宗，此 非文士之所知也。”【６】６。‘章学诚认为文“尚华”，仅知 道追求华美的外在形式，而对古文产生的历史语境 及意义了无所知，因而认为他们并不真知古文的要 义。桐城派经过姚鼐经营，建立起了以程朱理学为 道统，以家为学统的古文流派。章学诚虽然没 有直接批评桐城派，但从他对家的评论上看， 他对桐城派是很不满的。他对归有光、唐慎之批评 道：“惟归、唐之集，其论说文字皆以《史记》为宗；而 ５ｌ 其所以得力于《史记》者，乃颇怪其不类……故疑 归、唐诸子，得力于《史记》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 深际，未之有见。”【６ Ｊ１ Ｈ。对于韩愈，他也提出了批 评：“韩子之学，宗经而不宗史，经之流变必人于 史，又韩子之所未喻也……而于《春秋》、马、班诸 不群，然亦绳趋尺步，盛汉之风，邈无存矣。是编自 武帝以后至蜀汉，所录仅三之一，然尚有以事宜讲 问，过而存之者。”［４】６¨姚鼐较方苞更具文学的修 家相传所谓此事属辞宗旨，则概未有闻也。八家且 然，况他人远不八家若乎！”【６】６如最后，他总结道： 养，他对古文的美有很深的体会，认为美的文辞不 仅能体道，而且也接近道了。虽则如此，在文道关 系上，姚鼐与方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认为古文 应该“当乎理，切于事”，他的“理”乃是理学之理， 并没有跳出传统的道的范畴。 章学诚长于文史校雠，他认为战国时期道术 “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章学诚之 所以如此重视史学，是因为他认为史学具有经世 的作用，“史学所以纪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 ，官师守业一变而为专门著述，专门著述中又 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 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 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６ｌ１ 章学诚自居于浙东学术的学统中，认为“浙东之 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对于桐 城派的固守不化，章学诚深为不满，他批评方苞： “夫方氏不过文人，所得本不甚深，况又加以私心 胜气，非徒无补于文，而反开后生小子无忌惮之 渐也。”【６】３ 重视史学，就必然追求历史的真实 性，章学诚认为作文必须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则 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 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６】１ 针 对当时古文创作谀而不实的流弊，章学诚撰文《古 文十弊》进行批评，认为作文的关键是“文欲如其 事”，不可画蛇添足，削趾适履。与桐城派相比，章 学诚的古文观点更具历史性和恩辨性。 三、骈与散 韩愈所倡导的“古文”是针对华而不实的骈 文而发，“古文”只是他的口号，他试图由文而道强 化儒家的传统精神，“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 之好，好其道焉耳。”这种由文通道的看法在宋代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程颐甚至认为“凡为文，不专 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 大也？”普通的文尚且不能专意，更何况追求华美 形式的骈文？程颐因此而推断“作文害道”。重道 轻文、重散排骈成了古文一派的基本原则。桐城 派基本沿袭了两宋以来的古文理论，方苞自称“学 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的确，方苞推 崇的是先秦的史传散文，他说：“三传、《国语》、《国 策》、《史记》为古文正宗，然皆自成一体，学者必熟 复全书，而后能辨其门径，入其壅突。￣［４１ ６１３－６１４方 苞将先秦史传散文视为“古文正宗”，很看不起后 世的骈赋，他在奉旨编纂《古文约选》时，就略去 了汉赋和骈文，他对此解释道：“西汉惟武帝以前 之文，生气奋动，倜傥排宕，不可方物而法度自 具。昭、宣以后，则渐觉繁重滞涩，惟刘子政杰出 ５２ 出现了文辞，后世的文体皆备于战国。在考察文体 流变的时候，章学诚抓住了战国这一关键时期进 行分析，认为战国具备了后世文体的雏形，后世各 种文体因时而变，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章学诚对 文体演变的观点值得商榷，但与桐城派相比，章学 诚的视野明显开阔得多，他将文体放在学术生发 的条件下进行考察，较桐城派学而不辨要高明。正 是因为从史的角度进行梳理，章学诚并不严格区 分骈散，他对赋体有很高的评价。 今即《文选》诸体，以徵战国之赅备。 （挚虞《流男ｌｊ》，孔逭《文苑》，今俱不传，故 据《文选》。）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 陈形势之遗也。《上林》、《羽猎》，安陵之从 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 之《渔父》、《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 非《储说》，比事徵偶，《连珠》之所肇也。 （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为始于傅毅 之徒，（傅玄之言。）非其质矣。孟子问齐王 之大欲，历举轻暧肥甘，声音采色，《七林》 之所启也；而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 矣。邹阳辨谤于梁王，江淹陈辞于建平，苏 秦之自解忠信而获罪也。《过秦》、《王命》、 《六代》、《辨亡》诸论，抑扬往复，诗人讽谕 之旨，孟、荀所以称述先生，儆时君也。（屈 原上称帝喾，中述汤、武，下道齐桓，亦 是。）淮南宾客，梁苑辞人，原、尝、中、陵之 盛举也。东方、司马，侍从于西京，徐、陈、 应、刘，徵逐于邺下，谈天雕龙之奇观也。 遇有升沉，时有得失，畸才汇于末世，利禄 萃其性灵，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 感，不知悲喜之何从，文人情深于《诗》、 《骚》，古今一也。［６］４６ 对于六朝骈文，章学诚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认为“六代辞章，全出骚、策”，他劝人“如《文选》 大赋，取其开合变化，征材富赡，得《国策》之敷张 恢扩”。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对六朝骈文并不是 仅仅从形式上进行判断，而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 评判，“六朝之人，多深于《礼》；《通典・礼门》后 载《礼议》二十余卷，又《晋》、《宋》、《齐》、《魏》、 《隋》诸史《礼志》、《刑法》诸篇，凡大典礼及大疑 狱，尚书八座及儒学博士，引经按律，酌理斟情， 其所，即不洁矣，辞不洁则气不清矣。”【 ］４８３￣清真” 其实是在内容与形式上对散文的要求。“真”是“理 无支”，它不仅仅是对义理的理解，而是在治学中 的发现，“清真者，学问有得于中，而以诗文抒写其 所见，无意工辞，而尽力于辞者莫及也。”【６】 舛他批 会议上闻，或互相驳正，其文多精凿，根底经术， 大原固出《礼经》，亦颇参申、韩名法家言，又战国 之一流也。”［６】８¨章学诚认为六朝骈文继承战国 评袁枚“视学问为仇雠，而益以胸怀之鄙俗，是质 已丧，而文无可附矣。斤斤争胜于言语之工，是鹦 鹉猩猩之效人语也，不必展卷，而已知其诗无可录 矣。” ｌ２舛“清”则主要是从语体上而言，不同的体 裁要遵循体裁的形式风格，做到语体的“洁”，只有 纵横家的风格，深于经史，辞章自有其成就，这与 桐城派以理学来判别六朝文章是有很大区别 的。有趣的是，章学诚将古文与科举时文相对， “时文兴，而文辞始有古文之名”，这与传统的骈 散二分大异其趣。章学诚论文不分骈散，从根本 上来说，与他的文辞观有密切的联系。他认为“文 章之道，凡为古无而今有者，皆当然也……文生 于质，视其质之如何而施吾文焉”【６ｌｌ舛。章学诚认 为文体、文章的风格由文质决定，“故善论文者， 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正是不拘 于形貌，他认为“夫文生于质，寿祝哀诔，因其人 之质而施以文，则变化无方，后人所辟，可以过于 前人矣。”［６１ 章学诚所论的“质”“意”其实是历 史的真实性，他认为不管是什么文体，都必须从 这种“质”“意”出发，表现形式是次要的。 四、清真与雅洁 方苞在古文理论上提出了“义法”“雅洁”等 理论，这成了桐城派的理论基石。方苞在《又书货 殖传后》中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 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 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 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４】５。“义法”是桐城 派的方，“雅洁”是他们对古文语言风格的要 求，方苞说：“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 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 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 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 北史佻巧语。”…“雅洁”其实就是要求语体的质 朴高雅，反对轻佻的俗化。刘大樾、姚鼐接着方苞 论“神”“气”，这其实是“雅洁”论的深化。 章学诚论诗文贵“清真”，“昔李白论诗，贵于 清真，此乃今古论诗文之准则，故至今悬功令 焉。”将“清真”用于散文批评，独树一帜。他在《评 沈梅村古文》中说道：“至于古文之要，不外清真， 清则气不杂也，真则理无支也，理附气而辞以达 之，辞不洁而气先受其病矣。辞何至于不洁？盖文 各有体，《六经》亦莫不然，故《诗》语不可以入 《书》，《易》言不可以附《礼》，虽以圣人之言，措非 语体的“洁”才能保证形式风格的“清”。章学诚的 “清真”论是要求很高的文章论，要达到“清真”，平 时就必须要“集义”与“养气”。 顾文者气之所形，古之能文者，必先 养气，养气之功，在于集义，读书服古，时 有会心，方臆测而未及为文，即札记所见， 以存于录，日有积焉，月有汇焉，久之又 久，充满流动，然后发为文辞，浩乎沛然， 将有不自识其所以者矣。此则文章家之所 谓集义而养气也。【６ｌ５盯 “集义”与“养气”是平时学识的积累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有所发现，发而为文辞，“著述可随学 问而各自名家”，这样才能做到“清真”。没有这个 基础，徒在语言形式上争胜，终将徒劳无功。由此， 我们不难发现，章学诚的“清真”论不是一般义理 的阐发，而是基于学识的发现论，这与桐城派只重 沿承、阐发是不一样的。 乾嘉是考据学占据时代主流话语的时代，这一 时期的理学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古文理论也是以沿 袭为主。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章学诚对时代学术 的看法却颇具慧眼，他看到考据学的优点与不足， 以史融经，古文理论具有很强的历史宏观性。 参考文献： 【１】凌廷堪．校礼堂文集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２９０． 【２】阮元．研经室三集【Ｍ】．台北：世界书局，１９８２：５６８． 【３】钱穆．中国史学名著【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２００１：２５３． 【４】方苞．方苞集【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 【５】姚鼐．惜抱轩诗文集【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 ［６】章学诚，著．仓修良，辑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Ｍ］．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 ［７】沈廷芳．隐拙轩文钞：卷四【Ｇ］∥中国历代文论选：第 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４０． 责任编校边之 ５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