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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拉上班以后
作者:平 明
来源:《北方文学》2010年第06期
今日的女权主义有三种境界,太下者仍然如祥林嫂那样字字血声声泪,太上者则如木子美那样说不清是谁玩谁,但最常见的是第三种:争名夺利时忘记了性别,一旦落败就要控诉男权。其实中国的男女平权堪称世界领先。1923年,鲁迅先生谈到《玩偶之家》时关心的还是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才几十年,娜拉的问题就升级为上班之后怎么办了。《星星嘉园》的问题更矫情:娜拉想升职发财怎么办?好在作者赵乙的叙述风格很冷静,不愤怒也不哀伤,事就是那么个事,男女都一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不奋斗更可能牺牲。你选择吧!
近些年来,厚黑学和官场小说之类的读物盛行,按照这个套路,《星星嘉园》大概可以命名为“女性官场小说”,但作者赵乙女士未必喜欢这个定义。因为争名夺利,追情逐色,是生命使然,非独官场独有,也不啻中国特色,更非全然坏事。古人把人类生活缩减为“饮食男女”,实在是至精至真。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微观层面,男女斗争又何尝不是?人类终生奉养与消费的就是身体,所谓的灵魂与文化,不过是消费的理念与方式而已。因此大地上的人类才乐此不疲、前仆后继、永不落幕地表演着生命的悲喜剧,是谓原罪。
但身体问题特别是女性的身体说来轻松,其实永远剪不断理还乱。女权主义者有时候能忘掉自己是个女人,但却有一个无法忘掉、讳莫如深的话题,这就是女性的身体及其容貌问题。实际上即使是最强硬、最成功的女权主义者,在每天早晨揽镜自照的时刻,也不得不承认一个痛苦的事实:女性的美貌大抵相当于男性的权力,男性用权力能得到的东西,女性基本可以用美貌得到。容貌近乎权力和身份。这也就是《星星嘉园》的主题:男性用权力交换身体,女性用身体交换权力。你可以说这是历史的进程问题,但又何尝不是大自然的一个永恒阴谋?没办法,女权主义者摔下镜子,像男人一样来句国骂,还得抹好法国化妆品,拎着意大利手袋出门去继续,是谓高级怨妇。
也许再过几十年,我们仍然要面对同样的问题。《红楼梦》是女权思想的巅峰,女性是纯粹的爱与美的象征,但无业青年林黛玉只能比娜拉更惨。的“男女都一样”只是伟人的宏大叙事,甚至可能造成新的问题,有时候女性都不愿意听。波伏瓦的理想似乎很辩证:“男女必须首先承认彼此的差别,然后毫不犹豫地断言彼此是兄弟关系。”但“差别”和“兄弟”也意味着不一样、不平等啊。今天的赵乙女士自然也不能提供解决方案。她不能面对的仍然是女权运动的经典问题——其实是造物主的问题:邢嘉懿若不是美女怎么办?回家,可能没有家,堕落,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和机会。
另外,身体消费的理念和方式总还有高低贵贱之分。以身体愉人愉已是基本,但以此为手段篡取公共资源,难免会冒犯社会公平与正义。正因为如此,“性贿赂”、“权色交易”比“性工作”、“钱色交易”更能引发社会义愤。据权威部门的统计披露:中国九成以上贪官拥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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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这数字足以让女权主义者在胜利的喜悦中突然崩溃。也许在这一点上,邢嘉懿的堕落才成为问题,《星星嘉园》因此成为一篇女性批判小说:争名夺利、勾心斗角,巾帼不让须眉。个个都像王熙凤、赵姨娘,甚至是潘金莲、阎婆惜。曹雪芹若生活在今天,恐怕只能写出《金瓶梅》、《水浒传》了。
但作者也许并不想写一篇单纯的谴责小说或赤裸裸的身体小说,所以给邢嘉懿的堕落注入了一定量的爱情、温情和义气。小说的批判力度因此降低,但也许更接近于真实。在作者自述《她们》中,赵乙似乎不承认这一点,甚至认为嘉懿与领导的关系只是交易,不是婚外恋。其实本来也不存在超然物外的纯粹爱情,各种男女关系中有多少爱情很难像酒精一样标明含量。很难说领导不喜欢星星,而星星嘛,毕竟总能给人一点现实的温暖和超现实的光环。拥有有限肉身的人类(即使是邢嘉懿这样的大美女和很高级别的领导)毕竟不是恒星,光和热也许只来源于同类之间互相取暖,取暖的材料包括身体和财物。在非婚甚至非法的男女关系特别是婚外恋当中,男性很容易得到直接的刺激和快乐,而女性最终发现自己一无所得,于是金钱可能成为终极补偿,否则女性会有一种被欺骗、利用的感觉。显然邢嘉懿并没有这样的痛苦,当然,也可以据此认为邢嘉懿已经堕落到化境了。
《星星嘉园》不是“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之类,哪位看官要是为此赶来,先去面壁十分钟。该作品从文字、情节到气氛都具有照相写实主义的风格,一幅幅展示“星星”陨落的过程,真实具体得有点冷漠,有零度写作的风格。作者曾经在药房工作,一向只看处方不问体温。看她的小说仿佛来领药片,味道和心情都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