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策划 / Special Subject Planning农耕文化的内涵和现代价值探讨王佳星，郭金秀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100810）摘 要: 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耕文化包含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用养结合的耕作观、变废为宝的循环观、睦邻友好的社会观、勤俭持家的生活观等内容。文章探讨农耕文化的主要内涵及内容，总结现代社会农耕文化基础的嬗变方式，挖掘农耕文化的现代价值，以期为农耕文化研究提供参考。关键词：农耕文化；内涵；价值；乡村；建议中图分类号：G122; S-09 文献标志码：ADOI ：10.19490/j.cnki.issn2096-698X.2019.11.020-023The Connotation and Modern Value of Farming CultureWANG Jiaxing, GUO JinxiuChina）Abstract: Farming culture is the precious wealth of Chinese agriculture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Farming culture includes natural view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view of thrifty and thrifty living, view of recycling turning waste into treasure, view of good-neighborly and friendly society, view of farming combining using and rais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in connotation and content of farming culture, summarizes the transmutation mode of the basis of modern farming culture, and explores the modern value of farming cultur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farming culture.Keywords: agricultural culture; connotation; value; rural; advice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地域辽阔，人口繁盛，先民以智慧积淀了深厚的农耕文化，不仅解决了数千年以来人口的吃饭问题，还滋润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不断延续、发展。*总在2013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农耕文化不仅属于历史，还面向现在和未来，在时间向度上延续并发展着自身的价值。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泰勒的定义包含着一个社会中的人类创造的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等。在费孝通看来，文化是“社会共同的经验的累积”[1]，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个定义强调文化的活态性，强调当下的文化不但包含个人的过去投影，更包含整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这些历史记忆并非是点缀，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Research Center for Rural Econom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Beijing 100810, 1 农耕文化的主要内涵学界对“文化”一词概念的探讨众说纷纭，人作者简介：王佳星（1991-），女，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治理、农村社会文化、农村土地。E-mail: jxwanganthropology@foxmail.com.通信作者：郭金秀（1992-），女，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治理、农村社会文化。E-mail:jinxiuguo@126.com.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贫困地区农业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与产业扶贫协同路径研究”（17CSH012）20就此看来，农耕文化亦是中华民族在农业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所累积的，社会成员所共享的经验的集合。有学者认为，农耕文化是“建立在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形态，是生产关系、典章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风俗、习惯等意识形态的总和”[2]。还有学者认为，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3]。本文所探讨的农耕文化，是在广义语境下的农耕文化，即在农业经济基础上发展的生产关系、耕作技术、社会规范、思想观念等文化形态的集合。2 农耕文化的主要内容2.1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深谙三才之道，亲近自然，以天地为师，在劳作中认识并总结出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农业生产认知体系，扩展为自然与社会的运行秩序，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礼记.月令》中把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每一季包含孟、仲、季三月，每个月记载了依照时令不同的农事活动。《逸周书.时训解》中以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气为时，四时为岁，一年中分为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每一候都有具体的物候现象作相应。陈旉在《农书》中指出：“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时至气至，生理因之”，强调农业生产需要“盗天地之时利”，也就是人的农事活动需要遵循并利用自然规律，才能“制之有常产”。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农耕文化中遵天时、守地利、至人和的自然观。2.2 用养结合的耕作观《农书》中指出，“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给於是乎在，和协辑睦於是乎兴，财用蕃殖於是乎始，厚庞纯固於是乎成”，揭示了农业在国民生计和社会稳定中所起的基础作用。土地对农业而言极为重要，在充分用地和积极养地上，我国历史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战国时期，我国北方已经废弃轮荒制，在土地连续利用的基础上，开始实施轮作复种制[4]。西汉时期，氾胜之在《氾胜之书》中提到：“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也就是土地的合理使2019年11月 第4卷 第11期 Vol.4 No.11 Nov. 2019用是有效耕作的根本所在，需要根据时令给耕地和土、配肥，用地与养地充分结合。这一时期冬麦种植得到推广，此后逐渐发展为谷子、冬麦、豆类轮作复种，以此增加土地的绿肥，使地力常新。2.3 变废为宝的循环观在我国传统农耕社会中，很少产生纯粹的垃圾，将废弃物循环利用，变废为宝是传统农耕经济的一大特征，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种植业与养殖业相结合上。孟子在《梁惠王章句上》中提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墨子.天志上》也写道：“四海之内，粒食之民，莫不犓牛羊，豢犬彘” 。这体现了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有较为成熟的种植业与养殖业相结合的农业经营结构。养殖业可以提供大量家畜的粪便作为农业的有机肥，《沈氏农书》中甚至以“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来说明养猪对于积肥种田的重要性[5]。清代农学家杨岫在《知本提纲》中提出“酿造粪壤”十法，即人粪、畜粪、草粪、火粪、泥粪（河淤泥塘）、骨粪、苗粪（绿肥）、渣粪（饼肥）、黑豆粪、皮毛粪等。明末清初时期，我国珠三角地区已经有了“桑基鱼塘”这一循环农业的形态，将桑养蚕和池塘养鱼相结合，形成池埂种桑、桑叶养蚕、废水养鱼、鱼粪肥桑的良性循环。2.4 睦邻友好的社会观传统农耕社会的形态较为稳定、封闭，农村在长期稳定的社会交往中逐渐形成了熟人社会。熟人社会类似于社会学家滕尼斯所言共同体，即本质为人与人之间血缘、感情、伦理等的结合，有纯朴、自然的感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是“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在这种格局中，儒家所谓的人伦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在传统乡村这样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中，“睦邻友好”“守望相助”是社会成员的共同意识，这样的社会观不仅是道德性的，而且是功能性的，友好地缘关系所产生的互助特征，对社会成员而言具有互惠性。2.5 勤俭持家的生活观勤俭持家是农耕文化中好家风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品格。《尚书.大禹谟》中说：21专题策划 / Special Subject Planning“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也就是现在家国之间必须勤劳、节俭。《国语.鲁语下》中提道：“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也就是说，勤劳能使人思考节俭律己，由此能产生善念；反之，铺张浪费、懒惰放逸则会使人产生恶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勤俭不只是持家的好习惯，更是个人修身养德的好方法。农耕文化中的勤俭还蕴含着“勤而不奢、俭而不吝”的中道[6]。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极不恤之谓也。今有施则奢，俭则吝；如能施而不奢，俭而不吝，可矣”。南宋的倪思更是认为“俭”是君子之德，能够立身，更能传教于子孙。3 现代社会农耕文化基础的嬗变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力量改造、西方文明渗入、现代化观念冲击的综合作用下，我国传统农耕社会早已发生变迁，长养传统农耕文化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形态也已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农耕文化发生一定的变化。3.1 社会形态由封闭向开放转变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城乡逐渐分割成二元，在工业化早期，为了支持城市工业的发展，乡村的原材料、劳动力等资源源源不断流入城市，乡村所供养的城市愈加发展成熟，乡村自身从传统封闭社会逐渐开放，因资源的持续外流而趋向枯竭。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村庄合并、自然村消亡，我国行政村数量在2006年至2016年间减少了40 561个，并且留存的村庄中还存在的大量的空心村。在现代化的大潮影响下，乡村社会不只在形态上，还在思想观念上也受到了现代观念的冲击，人们的生产、生活、消费以及各种资源配置的活动也从乡土扩展到更远的市场。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以信息化的手段进一步敲开了乡村的大门，网络的社交性与互联的特性，将乡村与城市在信息联通上更加紧密，“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兴起，将乡村的生活加以展示，带来城乡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网络上构建起对农耕文化的“想象的共同体”。3.2 农业形态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我国的农业生产主体逐渐由小农过渡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的生产由碎片化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过渡到集中连片机械化22种植的现代农业。现代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农业经营的规模效益，同时也由于追求效益最大化，农业生产中抛弃了乡村中农家肥、有机肥的使用，改为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地膜，养殖废弃物大量排放，土壤污染、水土流失严重，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7]。此外，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稀缺，部分地区长期忽视农作物倒茬轮作，加上持续的土壤污染，地下水超采等问题，耕地土壤肥力下降严重，生态压力越来越大。3.3 秩序形态由稳定向失范转变传统乡村中，乡村社会主要通过自发形成的乡约、习俗、宗族文化等民间规范来得到治理，实质上是依托熟人社会的不成文的“感性秩序”来产生规范的效力[8]。乡绅是传统乡村社会中厚德的长者，是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长期以来承担着基层治理的代理者的职能，在维持乡村社会秩序中起着重要的协助作用。随着社会发展，乡村人才外流，乡绅阶层逐渐瓦解，熟人社会逐渐离散，乡村失去了原有的向心力和约束力，个体呈现原子化的特征，导致乡村社会呈现出治理的失范。进城务工的农一代、农二代，对土地的情感日益淡薄，城市中以陌生人为主要人际交往对象的生活，改变了熟人为基础的伦理关系，带来农耕文化价值观的动摇和道德标准的悬置。外出务工也给乡村社会带来了文化冲击，人们更趋向于市场导向下的经济理性[9]，收入和消费能力成为评价个体是否有地位的标准。大众传媒倡导的消费主义[10]影响着年轻一代构建新的“拜物教”，从消费能力中构建自我价值，进而影响乡村社会人情往来的风俗。4 农耕文化的现代价值4.1继承和发扬尊重自然规律的传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工业化时代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社会发展的一大弊端是忽视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盛行，因此尝尽掠夺自然后生态恶化的苦果。农耕文化中对自然的尊重和对规律的观测利用是治愈这一“时代病”的良药。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完全契合了农耕文化中尊重自然的传统，指出了当下和未来社会发展应有的方向。现代农业也必须重视天时、地利、人和的观念，顺应自然规律，积极开发适宜当地生产的高质量农产品，从而得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多边共赢。4.2继承和发扬珍惜地力的传统，促进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耕地质量总体偏低，据2018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显示，我国水浇地和水田的比重仅占耕地面积的45.6%，旱地占54.4%，其中还有坡耕地、干旱、涝洼地等地力等级低的生态脆弱型耕地，耕地质量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因此土壤修复极为重要，刻不容缓。农耕文化中重视耕地的种养结合，用农家肥和轮作的方式保养增进地力，这对现代农业来说很有借鉴价值。我国为保护耕地，从2016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休耕轮作试点，通过国家补贴的形式，支持耕地休养生息，涵养地力。农耕文化中的生态循环农业也应在适宜的地区大力弘扬，农林牧副渔并举，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使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4.3继承和发扬和睦邻里的传统，促进乡村善治治理体系形成目前，村庄撤并、空心村存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情况已经使乡村形态发生转变。应该根据现实情况，有针对性地发展乡村公共文化生活，通过文化活动增加村民间的互动，凝聚人心，用正能量的文化内容引导村民形成和睦邻里、诚信友善的氛围[11]。重视宗族、社会组织等民间团体在规范乡村秩序，柔化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在乡村内部有效解决矛盾，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不断健全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促进乡村善治。2019年11月 第4卷 第11期 Vol.4 No.11 Nov. 20194.4继承和社会氛围发扬优良家风，营造风清气正的家风影响着一个人性格的底色，也由内而外塑造着一个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当今社会，家庭道德教育存在着缺失，乡村社会形态的变化和调整使得熟悉的生活形态发生变化，社会的评价标准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趋于物化、货币化，人的精神世界日益“空心化”，从而引发诸多乡村转型期的社会问题。我国古代社会极为重视子孙的道德教育，《诫子书》《颜氏家训》《曾国藩家书》《郑氏规范》等都是著名的家训，用来教导子孙正心明理，弘扬祖德。家风的塑造和承传对于当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着重要作用，应大力弘扬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等优良作风，长养社会的正能量，从文化振兴中助推乡村的整体振兴。参考文献[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张永丽,孙群雯.我国西部地区农耕文化现代价值的探讨[J].科学经济社会,2013(4):82-86,90.[3]胡曦嘉.浅析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J].科技创新导报,2010(34):224.[4]曹隆恭,咸金山.我国北方旱地用养结合的历史经验[J].中国农史,1985(4):63-67.[5]郑宝丰,严火其.我国古代种养结合农业经营传统的社会根源[J].农业考古,2017(6):52-57.[6]王永祥.儒家家庭教育思想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7.[7]夏学禹.论中国农耕文化的价值及传承途径[J].古今农业,2010(3):88-98.[8]李远行,杨勇,余聆溪.中国乡村感性秩序崩解及其重构[J].中国农村观察,2016(4):32-39,95.[9]孙春晨.改革开放40年乡村道德生活的变迁[J].中州学刊,2018(11):10-16.[10]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11]龙文军.用文化振兴保证乡村繁荣中不失本色[J].农村工作通讯,2018(15):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