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校史

目 录

前言................................ 2

珞珈百年 3

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

武昌高师到武昌中大 国立武汉大学 乐山时期

建国后的武汉大学 新武汉大学

珞珈人（英杰）

筚路蓝缕

力耕三尺 北溟化鹍

珞珈（风）物

飞檐香榭（历史的见证） 珞樱流影

珞珈精魂

铭 神 忆 情

百年沧桑

武汉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百年名校，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清

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3年奏请清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它诞生于清末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之中，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从此，这一叶小舟，便承载着无数志士仁人的强国之梦，在风雨飘摇中启航。

自强学堂历经传承演变，数易其名，最后于1928年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跻身于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综合性大学之列，并且在短短数年之内迅速发展成为“五大名校”之一，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20世纪30年代初，著名学者胡适先生曾在北平对一位来华游历的美国外交官说：“你如果要怎样进步，去武昌珞珈山看一看武汉大学便知道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武汉大学成为国家教育部直属的文理综合性大学，其综合实力在全国重点大学中一直位居前列。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大学在国内高校中率先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整体实力明显上升，被誉为“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区”。1995年，美国Science杂志将武汉大学列为“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之一”。2000年，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揭开了学校改革发展的崭新一页。

武汉大学的历史，既是一部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也是一部满怀理想、气势恢弘的发展史，并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百余年的辉煌校史，汇集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众多的精彩华章，积淀了厚重的人文底蕴，培育了“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大学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珞珈学人，在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世纪征途上，豪情满怀，继续阔步前进。

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13－1911）

武汉大学的历史溯源于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3年11月29日奏请光绪皇帝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中国人自己担任校长）的新式专门学堂。

自强学堂位于湖北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开办之初，设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门。由此揭开了近代湖北高等教育的序幕。张之洞的得力助手蔡锡勇为学堂首任总办。此后，张斯枸、钱恂、汪凤瀛、程颂万等先后任总办和提调，姚锡光为总稽察。

蔡锡勇（1847－18），福建龙溪（今龙海）人，曾先后在广东同文馆、京师同文馆学习，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也是第一位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中文速记学的创始人以及第一位将西方复式会计科学引进中国的“计坛先驱”，自强学堂首任总办，去世后两次获得中华大总统题匾授勋表彰。

16年，张之洞对自强学堂进行改革，将算学移归两湖书院。矿务、化学学堂并入自强学堂，后者增加自然、工程教育。方言一门逐步扩大为英语、法语、德语、俄语、东文（日语）5门。

自强学堂推广了新的分科教学模式，培养大量专门人才。1902年，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在《奏办京师大学堂疏》中称：“查京外所设学堂，已历数年，办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

1902年10月，自强学堂迁往武昌东厂口，改名方言学堂。课程设有地理、历史、算术、公法、交涉等。

1911年3月，湖北提学使王寿彭以经费不足为由，将方言学堂停办。武昌爆发后，黎元洪将方言学堂校舍移作武昌军官学校。

二、从武昌高师到武昌中大（1913－1927）

1913年7月，北京国民教育部委派贺孝齐以武昌东厂口方言学堂的校舍、图书、师资为基础，筹办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当年11月2日正式开学。初设英语、博物、数学物理、历史地理4部及预科。

1917年5月，学校将博物部改为博物地学部，数学物理部改为数学理化部，历史地理部改为国文史地部。1917和1919年，又于本科四部以外，先后添办了教育补修科和教育专修科。

1922年11月，改4部为8系，即教育哲学系、国文系、英语系、数学系、理化系、历史社会学系、生物系、地质系。张渲、谈锡恩、张继煦先后为校长。

1923年9月，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名国立武昌师范大学。

1924年9月，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改名为国立武昌大学，石瑛为校长。

石瑛（1878－1943），字蘅青，湖北阳新人，1924年12月至1925年12月任国立武昌大学校长，1928年8月至1930年12月任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工学院院长，曾任浙江员兼建设厅、南京市、铨叙部、湖北员兼建设厅、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职，被誉为“湖北圣人”、“第一清官”。

1926年10月，北伐军来到武汉，国立武昌大学校务停顿。12月28日，武汉国民决定将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等校合并，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后又接收了中华大学、北京中俄大学、上海大学的部分师生），成立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以邓演达、董必武、戴季陶、郭沫若、徐谦、顾孟余、章伯钧、李汉俊、周佛海等9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

1927年2月，学校正式开学，实行大学委员会制，徐谦、顾孟余、李汉俊、周佛海、章伯钧5人为委员，徐谦为主任委员，下设文科、理科、法科、经济科、医科、预科6科。

1927年11月28日，按国民教育部令，中山大学依省份改名，国立武昌中山大学

改名为国立第二中山大学。

三、国立武汉大学（1928－1950）

1928年5月18日，中华大学院正式决定改组武昌中山大学，在此基础上筹建国立武汉大学，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指派刘树杞、王星拱、李四光、周览(周鲠生)、麦焕章、黄建中、涂允檀、曾昭安、任凯南等9人组成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以刘树杞为主任委员。10月31日，国立武汉大学在武昌东厂口原武昌中山大学校舍正式开学上课，下设文、理、工、法四个学院。

刘树杞（10－1935），字楚青，湖北蒲圻(今赤壁市)人，1928年8月至1929年3月任国立武汉大学代理校长。

1928－1949年国立武汉大学主要机构设置及负责人名单 校长（1928） 刘树杞（代）－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

教务处（1930） 王星拱－皮宗石－周鲠生－曾昭安－朱光潜－杨端六－余炽昌 总务处（1939） 邵逸周－涂允成－王星拱（兼）－徐贤恭－葛扬焕 训导处（1939） 赵师梅－刘廼诚－朱萃濬

文学院（1928） 闻一多－陈源－高翰－刘永济 法学院（1928） 皮宗石－杨端六－刘秉麟

理学院（1928） 王星拱－查谦－王星拱（兼）－曾昭安－桂质廷－叶峤（代）－桂质廷 工学院（1929） 石瑛－邵逸周－陆凤书（代）－谭声乙－余炽昌－曹诚克 农学院（1936） 叶雅各 医学院（1946） 周金黄

1928年8月，武汉大学组织建筑设备委员会，并指定李四光为委员长，麦焕章、王星拱、叶雅各、刘树杞等为委员，负责在武昌郊外勘查新校址，建设新校舍。11月28日，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以武昌城外、东湖附近落驾山一带地基为新校舍建筑地址。

1929年3月1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第一期工程动工，1931年底基本完成。 1932年3月3日，国立武汉大学由武昌东厂口迁入珞珈山新校舍。

王世杰（11－1981），1929年2月至1933年5月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

1932年，珞珈山新校舍二期工程开工，至1937年7月，共建成各类校舍78596平方米。 1935年1月，学校成立法科研究所和工科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

1936年，农学院正式成立。至此，国立武汉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拥有文、法、理、工、农5大学院，15个系和2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

四、乐山时期（1938-1946）

艰苦的乐山学习生活

武汉大学在1938年从武昌珞珈山搬迁到四川乐山，学校师生大多数是从被日寇侵占的沦陷区到内地的。我在1940年秋中学毕业后，考取了武汉大学。从贵州铜仁出发，经重庆沿长江西上，来到四川乐山武汉大学。报到后，学校安排我们新生住进文庙(校本部所在地)对面的第一学生宿舍。全舍住着大约四百多人，双层木床。由于人多嘈杂，在早晚时间，同学们上下楼梯发出隆隆响声，闹得难以安静。每个房间只有两盏光线昏黄的电灯，没有自习桌，同学们用自备的蜡烛，伏在床头看书。我们在附近的大食堂里吃饭，由于物价飞涨，学校发给的贷金，只够维持每天的二饭一粥，小菜必须自备。我因家乡沦陷，经济来源断绝，无钱买菜，只得买瓶酱油，充当小菜下饭，可以填饱肚子。日子一久，由于长期缺乏营养，两条腿发肿了，心脏也不大好。因为学校医务条件差，缺乏有效治疗，医生叫我用米糠冲开水喝。一个多月后，病情有了好转，勉强可以坚持上课。

在乐山时，我们还常遭受日机空袭。每天课余时间，我常与同学相约去郊外茶馆温习功课。1941年7月的一天，天气晴朗，大家担心会有日机空袭，果然不出所料，警报声阵阵作响。我随着一些同学，躲进文庙后面的防空洞内。洞身狭小，阴暗潮湿。正当我们在洞里闷得难受时，敌机已飞临上空投下。由于爆炸时产生的强烈气浪，使洞内进行了一次强劲通风，顿时觉得空气清新多了。警报解除后我急忙跑回宿舍。不料宿舍竟被炸毁了。新楼被炸得四面开花，其他的旧楼房也受到损坏，屋上的瓦片全被炸碎。我从瓦砾堆中找到仅存的衣物，除去污泥灰尘，洗涤后继续穿用。轰炸后，我在一处比较完整的房屋走廊里，架了一张木板床，作为栖身之所。这次轰炸比起1939年夏天那次的乐山大轰炸，损失算是很小的了。

被敌机轰炸后，乐山城市遭到严重破坏，环境遭受污染。我和不少同学患上了痢疾，还有一些同学患上了“疤病”，这是当地特有的一种怪病。据说是因为当地的井盐中含有氯化钡，人食用后神经中枢中毒，发病很突然，没有预感。我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当晚睡觉前还和同学聊天，到了半夜发病时全身瘫痪，不能动弹，不能呼救，等到天亮后被发现时已为时过晚，无法救治了。

乐山的老鼠很多，大得像小猫一样，连大猫都不敢捕捉这些老鼠。在我们宿舍的地板里，老鼠在那里安了家。每天夜里，它们就出来放肆地觅食，弄得我们难以安睡。老鼠还咬坏了我们的衣服与鞋子，真是可恨极了。我们设法用铁笼来捕捉，连续多次捕捉，鼠患大大减少了。

露济寺的殿堂里还保留一些泥塑神像。每天晨昏，尼姑们要在神家前焚香鸣钟，进行膜拜。机械系44级的崔永祥同学，在佛殿后边的一个小房间内自习，与我们的自习桌靠得很近。崔永祥同学爱好拉小提琴，也常在晨昏时练习。有时琴声和尼姑们的钟声齐鸣，发出奇

妙的音乐声，我们就在这“和谐”的环境里，整整生活了三年，直到1944年夏天毕业时才离开露济寺。

潜心研做学问

武大历来以学生读书用功、学校考试严格著称。当时武大、西南联大大学、浙江

大学四所中国一流学府联合招生，武大入学时还要参加甄别考试，不及格者一样被拒之于门外。试题并不简单，有位校友先就读于金陵大学，后再考到武汉大学。他说：“有一门科目我在金陵大学考到９９分，来武大参加甄别考试才得７０来分，让我大吃一惊。通过了甄别考试还不能放松，本科科目考试把关甚严，２门以下不及格尚可补考，三门则留级；若有一门主课０分，则给予除名。严格的淘汰制使许多学生“出师未捷身先死”。如１９３８年首次招生４８１人，但四年后毕业人数只有２１４人，连一半都不足，其他年份也大致如此。生物系四八级入学时有１７人，但到第三学年，仅剩下刘蕙兰一人。当时生物系名家荟萃，有７名教授围着她一人转，无怪乎同学们称之为生物系的“白雪公主”。乐山校友李道伦说：“当时能四年毕业的学生算幸运了，不少人要留级才能毕业。”武大校风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样的下，学生勤奋学习，自强自爱。校友万泽郁回忆道：“武大迁乐山以后，虽然校舍分散，无人管束，但学习风气浓厚，凡是武大学生居住的地方，处处、时时均可听到琅琅读书声和热烈争论的谈话声，即使在茶馆，或其它娱乐场所，也可见到这般动人的情景。”能在武大毕业的学生都是有真才实学之士，武大的办学质量不仅在国内被广为称道，在国际上也享有较高的声誉。１９４８年牛津大学曾致函国民，确认武汉大学文理学士毕业生成绩在８０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１９４２年毕业的土木系学生、现西安交大教授蒋咏秋，在１９４７年秋用母校的毕业文凭同时申请入美国五所著名大学，五所大学都表示愿意接纳。历史系退休教授马同勋当时的毕业论文在大三第二学期就开始准备，之后每日不是在图书馆查找资料就是向老师请教。他的毕业论文竟全是用毛笔一笔一画写成的。在一次教授评定会议上，专家们看到这篇半个世纪前的学士论文，仍然盛赞不已。

八年炼狱

月薪不够买一斗米

乐山毕竟是座小城，武大师生潮涌而至，城里用房顿时十分紧张。虽然当地老百姓竭力相助，将闲置的厂房和庙宇都交给武大使用，但无奈空缺太大，因而学生只能挤在鸽子笼似的寝室里艰难度日。我们参观了保留较好的龙神祠，即以前的二宿舍。全部是木结构——木梁、木墙、木门、木梯、木地板，上面是厚厚的沉沉的青瓦，重重地压在脆弱的木结构上，一个人在二楼轻轻一跳，整座楼仿佛都要晃几晃。看着昏暗的里面，想到以前这里挤满了武大学生，不由喟然。

当时除了六宿舍是武大自己兴建的以外，其它都是乐山原有的房子。杨端六、邵逸周多方奔忙求助，也只能把房子草草修茸。武大校舍遍布整个乐山城，其中理工学院还远至城外。

教师住房自行解决。当时整个乐山，城里城外，山上山下，到处都有教师的居所。有的甚至远至岷江对岸的任家坝，每天都要乘船来校上课。

在西迁初期，由于乐山地处川西，受战乱影响较小。丰裕的薪金、安定的环境和完备的教学科研设备吸引了许多名学者前来执教。

但随着战事的深入，乐山渐渐无法“绝世而”了。教授们的薪金渐渐减少，加之物价飞涨，货币一贬再贬，教授们日渐窘迫，“普遍地泛在脸上的红润没有了，代替那种美丽底颜色的是一种苍白。”（《一个大学校长》）中文系\"五老八中”之首刘永济教授也被迫在一家裱画铺里挂牌代客写字。他在一首《浣溪沙》描述了当时的凄凉窘迫：

煮字难充众口饥，牵萝何补破残衣，接天兵侵欲无辞。一自权衡资大盗，坐收赢利有伧儿，一家欢笑万家啼。

“八·一九大轰炸”中，整个乐山城被炸掉了三分之二，几乎成了一堆废墟，学校和许多师生的财物被炸毁或被烧光。武大师生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当时杨端六、叶圣陶等30多位教授的家当就被全然炸毁烧毁，在亲朋的接济下才得以渡过难关。

著名文学家、翻译家钱歌川在《巴山随笔》叙述说：月薪不够买一斗米，非举债无以为生；因为无力支付学费，教书匠儿女也不得不辍学。

许多乐山时期的学生仍然记得，在城外有一间茅屋；屋里除了几件简单的家具别无长物，屋前是一小片菜地，门口常停着一辆黄包车。这就是王星拱校长的居所。一袭布衣，一双破鞋，王校长的穿著十分简朴。乐山老校友黄模回忆说：“那时王校长穿的裤字的裤管烂了，出须须了，他还是继续穿。”作为国民部级，王星拱校长也不得不让儿子王焕昕（现为安徽大学退休教授）到工厂做工，他的女儿虽然能在大学读书，但也要到一家私立小学兼课，自己养活自己。

校长如此，教授更是如此。为节省雇请工人的开支，许多教授不得不亲自操劳家庭细务。年老体迈的土木系老教授丁人鲲也要自己劈柴，学生们看到了无不潸然。连家境较好的杨端六教授（其妻袁昌英为外文系教授，一家有两份工资）也不得不自己提着菜篮上街买菜。

救命圈

迫于生计，许多教授不得不另谋兼职。武大附中成立后，许多名教授如刘博平、黄焯、张远达、周大璞前来兼课，以接济生活。有些更是远至其它中学兼课，吴熙载教授在《兼课记》中回忆说：“前我在武大工作的八年中，差不多有七年的时间，都过着在中学兼课

的生活。每个星期都必须来回奔走于乐山县城和牟子场之间。一到县中，便连珠炮似的上课，二十节课连续在三天全部讲完，晚上是备课和看学生作业的时间。三天之后，又仆仆风尘赶回武大准备试验、写讲义和上堂讲课。”

家属也不得安逸，会做汤圆的卖汤圆，会包饺子的卖饺子。有教授半夜在家里自制糖球，白天叫小儿到街上叫卖。还有一位教授，家中实在没有值钱的东西可以变卖了，就将破布鞋和自家种的白菜也摆在家门口叫卖。

在小城街头，忽然有一天师生们看到一位白种妇人在卖油炸面圈圈。当时在乐山外国人不过几人，外国人卖油炸面圈圈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怪事。这个妇人就是黄炎培之子黄方刚教授的外籍夫人。自从黄方刚因贫病逝世后，其夫人无以为生，只好做油炸面圈圈出售以谋生计，学生们看到无不心酸。钱歌川称这种油炸面圈圈为“救命圈”。

连年战乱，百业凋零，惟独寄卖一行反而生意兴隆。人不敷出，谋生无路，使武大师生不得不变卖旧物，大至赖以保暖的衣物，小至读书人视为生命的书籍，能卖即卖。有人就曾见过王星拱也出售自家的花瓶和毛毯以接济生活。校长尚是如此，其他教师和学生自不待言。因而一时间寄卖行业生意兴旺。

教师尚且如此，学生自然不在话下，尤其是来自战区的学生，大多是食不裹腹，衣不遮体，终年靠贷金度日。伙食十分粗糙，早餐只有半碟咸菜，校友回忆说：“若是有些许花生米，那就是最大的享受了。”

“八宝饭”对于那时的学生来说可能是最熟悉不过了，这种饭里面满是沙子、稗子、老鼠屎等“佐料”，故被学生黑色幽默为“八宝饭”。午晚两餐是八人共一钵有盐无味的老青菜，但有些同学却连这些老菜也消费不起，终年以豆腐乳度日。有的学生甚至连袜子也穿不起，光着脚穿鞋。冬天鞋子冰冷如铁，无奈之下唯有用报纸垫鞋底，聊以保暖。

教授应该死在讲堂

虽然生活十分艰辛，但师生们始终恪守职责，自强不息，体现了崇高的敬业精神和伟大的人格魅力。历史系吴其昌教授系梁启超和王国维两位大师的高足，一身学问，深受学生欢迎。但是身患严重肺病，却无钱医治。迫于无奈，他不顾被嗤之为丢格，以堂堂大学教授身份参加嘉峨师管区主办的“中国之命运读书心得”征文比赛，以求薄酬。此中委屈，令人心酸。

若在文学院听到一阵阵嘶哑的咳嗽声，大半是吴其昌在给学生上课。虽然贫病交加，他仍始终坚持工作，朋友们劝他注意身体，他却一如既往，被逼急了他就说：“战士应该死在沙场，教授应该死在讲堂。”他还说：“我勤奋工作，一天顶两天用，活四十岁等于人家活八十岁。”课堂上他咳嗽咳出血来，学生实在不忍，纷纷请他回去休息，但他说“没关系，过会就好”，就继续上课。

法学系教授孙芳更是凄苦。八·一九日机轰炸乐山时，他的家人全部遇难。此后他变得沉郁多病，加之收入微薄，生活十分潦倒困苦。有学生曾见他中午下课之后不回家，随便买一些青菜，径直到开水房烫一烫就吃，聊以充饥。他不顾劳苦在外兼职律师，所获薪金却全然用来出版其呕心之作《民法概论》。由于长期贫病交集，在复员时孙芳教授客死异乡，最终未能返回珞珈山，而成为了最后一位住进“第八宿舍”（即武大公墓）的人。

Honour System

迫于生计，学生大多在外兼有差事，在老校友中流传着一个感人故事：有一对恋人，在武大求学时双方生活均是十分拮据，第一年一方休学赚钱供另一方读书，第二年则“换班”，原来读书的就休学赚钱，原来休学的就回校读书，就这样二人相濡以沫，终于在八年之后双双毕业。求学之艰辛，由此可见一斑。

西南师范大学孙法理校友回忆当年的兼职生活时，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段往事：那时孙法理在城外小学兼课，由于路程远，每次不得不在下课前十分钟“开溜”，这让任课老师高尚荫察觉了。一次课后遇见时，高老师问他：“是不是在外面兼课?”言语间满怀关切，毫无责备之意。孙法理说：“这说明当时老师对学生是充满同情和信任的。”

困苦让学生难以专心学习，但却磨练了他们的意志，砥砺他们的品行。虽然在外兼职，但学生仍是把学习放在第一位。老校友们回忆当年的求学生活，无不为那时浓郁的学习氛围称道。几百人的宿舍，除晚饭时间外，平时都很安静，“连上楼梯都是轻手轻脚”。留在宿舍的同学们都认真学习，由于宿舍狭窄，无法安置桌椅，学生就将被子叠起来放书。家境较好的买张竹桌放在床上，也足以让同学艳羡不已。

由于自习教室很少，大多学生都跑到茶馆学习。一碗茶，几本书，一坐就是一整天。有些学生为求安静，甚至渡江登山，到大渡河对面的大佛寺和乌尤寺学习，与里面的和尚一起晨钟暮鼓。

因为有了太多的责任和抱负，学生们都十分自爱，赵师梅考试时，把题目抄在黑板上，然后挥笔写上\"HonourSystem”就头也不回地离开。没有人监考，学生们一样遵守考场纪律。

一次，吴其昌出了一道很难的考试题，学生中无人能答，全都情愿交白卷也不愿作弊。结果那次考试全都0分，全部要重修。在当时那么严格的淘汰制度下，学生们仍能坚持原则，不可不谓教育之成功。难怪许多老校友们说武大给予他们的，首先是德，其次才是知识。

永远的武大

暑假期间，有幸到了５０余年前抗日时期武大内迁乐山时的遗址，此情此景，感触颇多。——题记

站在狮子山顶老图书馆前，竟穿越时空想起乐山那座孤寂的文庙—— 一个地区文化的象征。通向文庙的路旁，池塘浮萍碧绿，紫萝兰开得正浓。几十年前这里曾承载了一所大学的一切，一大批巨擘大师、热血青年聚集于此，潜心学术，救国救民，民主自由之风构建起一所真正的大学。驻步王星拱、周鲠生校长的画像前，上了年纪的老校友忘不了他们的一点一滴，更忘不了当年武大的欣欣向荣，严谨的学风，踏实的作风，自由的校风。历史留下来的仅仅是这些，后人拼命拾取有时也只是前人的一个灵感。正像我们寻着武大的足迹，一路历史却挥洒着现代的气息。

乐山，古称嘉州，珞珈与乐嘉，冥冥中就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系。用手抚摸文庙深红色的古墙，竟然心头一颤，这就是历史的质感吗？冰凉的冷静，那一刻我有些颤抖，现在想来有些惭愧。我没有搞懂那段历史，更没有了解那一代人。５０年前的武大人站在５０年后的武大人面前，半个世纪，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产生了这两代人，恍如隔世。听着那些历史的声音，我们的内心再也平静不下。那个时代有太多的东西要我们去捉摸，那似乎是一扇门，通向过去却又预示着未来，尽管谈话者是那么的平静，像个世纪老人，平静而闲适的武大人，惊天动地的背后仍只是浮云淡淡，平凡的背后更是少有的平静。

似乎看到两位一袭长衫的智者，一左一右，谈笑风生，便将抗战八年的武大深深地写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也永远镌刻在乐山人民的心中。过去的礼堂如今已是荒凉一片，如同隔着五十多年看博物馆里的历史。想用手去触摸，只留下一丝红色，这仅仅是历史的颜色，还是后人的猜测。从文庙走到这里要爬一段阶梯，但心情是急切的，精神与肉体在这时总不会达到统一，就如同我第一次爬上老图书馆，与历史接触是需要力量与胆识的。耳边一片安静，文庙全景尽收眼底，在那个“读书清高”的年代，再也没有哪儿比这里更适合办学了。多少饱学之士曾激情飞扬，让青年学子欣羡不已，每一点滴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智者的一句句妙语，智者与凡人的不同就在于，智者从平常中发现激情，而凡人在平常中迷失自我。大学就需要这种智者。王星拱，朱光潜，周鲠生„„无一例外。

当我们背负历史的沉重走出文庙，离开武大的另一个家，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满怀敬意与好奇而来，其实我们又能带走些什么，我们什么也没有带走，如果说有的话只有对历史的误解。武大永远是武大，不管在乐山还是在珞珈山，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在抗战时期，昨天就是今天的历史，后人有一天也会像我们一样去追寻我们的这个时代，多少年后发出历史声音的也许就会是我们，因为我们也同样代表着武大的历史。

想看看文庙时期的武大，不必跋山涉水，只要爬到狮子山顶老图书馆前静静地坐一会儿，最好闭上眼睛，那种感觉就是武大的精神，不论是在珞珈还是在乐山。

1946年，国立武汉大学从四川乐山复员到武昌珞珈山；同年，恢复抗战期间被撤消的农学院。

1947年，又增设医学院，至此，国立武汉大学最终实现了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办学目标。

1945和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两次致函中国国民教育部，确认包括国立武汉大学在内的中国七所高校文、理学士毕业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者，享有牛津大学之“高级生资格”。

周鲠生（18－1971），字荫松，湖南长沙人，1945年7月至1949年8月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为研究院院士，著有《国际法》、《近代欧洲外交史》、《近代欧洲政治史》、《不平等条约十讲》、《国际政治概论》等。

五、建国后武汉大学（1949－2000）

1949年5月17日，中国人民进入武昌。6月，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接管

国立武汉大学。8月24日，国立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取代学校原有的校长制，成为全校最高领导机构。

20世纪50年代初，根据国家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武汉大学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三次院系调整。

1950年，湖南大学水利系划归武汉大学，与土木系水利组合并成立武汉大学水利系；医学院分出，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合并成中南同济医学院（即后来之同济医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1952年，河南大学等校的水利系划归武汉大学，与水利系合并成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农学院分出，与湖北农学院合并成华中农学院（即后来之华中农业大学）；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矿冶系调入中南矿冶学院（即后来之中南工业大学、中南大学）。

1953年，工学院从武汉大学分出，成立华中工学院（即后来之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1954年，水利学院分出，成立武汉水利学院（即后来之武汉水利电力大学）。 经过这次院系调整后的武汉大学，成为一所以文理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下设

中国语言文学、俄文、历史、法律、政治经济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9个系以及图书馆学专修科。学校的实力大大的削弱了。武汉大学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李达（10－1966），1953年2月至1966年8月任武汉大学校长

1956年,恢复哲学系。 1958年,恢复外文系。

1960年10月，武汉大学被确定为国家重点高等学校。

从1953年到1965年，武汉大学的办学规模有所扩大，学科分布渐趋合理，专业内涵在逐步延伸，国家重点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开始形成。

1966年，“文化大”爆发，在这场十年浩劫之中，李达校长以及一批德高望重的教授被致死，学校的各项事业也遭受了巨大的挫折。

改革开放以后，学校事业迅速走上正轨，整体实力显著上升，并在国内高校中率先推行了一系列从教学内容到管理的改革措施，包括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转学制、导师制、插班生制、学术假制、贷学金制、研究生中期分流制度等，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武汉大学也由此被誉为“全国高校中的深圳”和“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区”。

1978年,从理科中分出三个新系，即计算机科学系、空间物理学系、病毒学及分子生物学系。

1984年,成为全国首批成立研究生院的院校之一。成立经济与管理学院、图书情报学院。 1986年,经济与管理学院分为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成立法学院。 1988年,成立成人教育学院、建筑学系。 1990年,成立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1992年,成立政治与行政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1993年，武汉大学举行百年校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题词祝贺，哈佛大学校长在贺信中称赞武汉大学办学成就斐然，是一所“世界级的大学”。

1994年,空间物理学系与无线电信息工程学系合并,成立电子信息学学院。 1995年，武汉大学成为首批进入中国“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之一。成立新闻学院。

世界权威期刊Science将武汉大学列为“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之一”。

1996年,成立旅游学院、律师进修学院、哲学学院。

1997年,成立文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理学院、化学学院。 1998年,成立历史文化学院、留学生教育学院。

1999年,院系重组,由16个学院、3个直属系改组为9大学院，即：人文科学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大众传播与知识信息管理学院、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物理与电子信息科学学院、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六、新武汉大学（2000－ ）

2000 年8月2日，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四校合并揭开了学校改革发展的崭新一页。

原湖北医科大学（1943－2000）

原湖北医科大学的前身溯源于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906年在武昌昙华林创办的湖北陆军军医学堂，1909年停办；1913年复建湖北省立医学专门学校，不久后再次停办；1921年由湖北陆军军医学堂毕业生、留德医学博士陈雨苍再次续办，1924年更名为湖北省立医科大学，并于1927年并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设有医科医学系和药学系。1927年底，武昌中山大学停办。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组建后，停办医科，原省立医科大学师生分别转入国立同济大学及国立中山大学医科；原实习医院扩充后成立湖北省立医院。

抗战爆发后，湖北医药人才严重缺乏，形势迫切需要恢复高等医学教育，以便为学生提供继续就学的机会，为战后医疗卫生人才的培养打下基础。1941年冬，德国哥廷根大学医学博士、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湖北宜都人朱裕璧先生，应湖北省民政厅热心于医学教育人士的诚聘，在留德同学及原省立医科大学一批校友的支持下，回湖北筹建医学院。

朱裕璧（1903－1986），字楚珍，湖北宜都人，湖北省立医学院的创始人暨首任院长。

1943年5月14日，湖北省立医学院在战时省会恩施土桥坝沙湾（现为恩施州畜牧局所在地）宣告成立，朱裕璧为首任院长。10月12日，举行开学典礼。

抗战结束后，学校于1946年初迁往武汉。1949年11月，湖北省立医学院更名为湖北省医学院。1953年4月，学校由教育部主管改为卫生部主管，9月12日，中南卫生部宣布湖北省医学院更名为湖北医学院。

1954年7月，学校从两湖书院旧址迁至武昌千家街。1957年8月，学校又从武昌千家街迁至武昌马王店、高家湾一带（武汉大学医学部现址）。

1993年1月，经湖北省批准，学校更名为湖北医科大学，1996年，湖北医科大学校名获得国家教育部批准。

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1954－2000）

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原武汉大学水利学院是她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50年开始，湖南大学水利方面的专业调入武汉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将广西大学、南昌大学、湖南农学院、江西农学院、武昌中华大学等院校的水利学科、师生、设备先后调入武汉大学。紧接着又有华南工学院水利专业并入。1952年秋成立武汉大学水利学院，院长由武汉大学副教务长张瑞瑾兼任。

为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于1954年12月1日批准成立武汉水利学院。任命张如屏为院长，张瑞瑾为副院长。1955年1月23日，武汉水利学院成立典礼大会在武汉大学宋卿体育馆举行。1955年8月，天津大学、华东水利学院、河北农学院、沈阳农学院等四校的水利土壤改良专业及华东水利学院水利土壤改良专修科调至武汉水利学院。

为适应我国水利电力事业的需要，1958年12月15日水利电力部批准学院改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1960年，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被列为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之一。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高校各项事业快速发展。1993年1月，根据有关规定，经国家教委批准，从1993年1月15日开始，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更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大学。1996年11月学校通过“211工程”部门预审，1997年5月的立项审核通过了《武汉水利电力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可行研究报告》，1999年完成在国家计委的立项工作。

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1956－2000）

1955年初，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夏坚白等人向高教部建议，集中我国已发展起来的测绘专业师资和仪器设备、图书文献，创建我国第一所民用测绘高等学校。

1955年6月，决定对全国高等学校的分布和发展适当地重新调整（第二次院系调整），并决定在内地新建一批高等院校，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是其中之一。同月，高教部在北京召开了武汉测量制图学院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唐守愚为主任委员，夏坚白、金通尹、陈永龄任副主任委员。

夏坚白（1903－1977），江苏常熟人，我国测绘学的奠基者之一，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1958年11月至1970年10月任武汉测绘学院副院长、院长。

1955年6月，陈永龄、刘宿贤等筹备工作人员选定珞珈山南麓天门山、栗子园一带为校址。10月20日，基建各项工程正式动工。1956年9月1日，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按计划如期开学。11月16日，任命夏坚白、金通尹、陈永龄、刘宿贤为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副院长，由夏坚白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1958年8月，学校由教育部划归国家测绘总局领导；12月，更名为武汉测绘学院。

建校之初，学校设3个系、4个本科专业，到1965年底发展为5个系，8个本科专业和1个专科专业。

“文化大”期间，学校各项工作受到严重冲击，事业发展遭受重大损失。1966－1973年，学校停止招生8年。1970年，学校被撤销，师资队伍被迫遣散，仪器设备严重流失。

1973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决定重建武汉测绘学院，实行湖北省和国家测绘总局双重领导。1974年，学校开始招生，1976年恢复对外交流。

“”结束后，学校迅速走上正轨。1978年，学校被确定为全国重点高校。1985年10月，经国家测绘局批准，学校更名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

鉴于学校在测绘人才培养方面的独特地位，特别是由于学校在推动现代测绘学科发展、促进我国测绘产业科技进步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校被确定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1996年9月，学校通过了“211工程”部门预审；1997年底，学校通过了“211工程”建设项目立项论证。

新武汉大学的合并组建，顺“天时”，拥“地利”，占“人和”，不仅在地理位置上连为一体，而且办学规模更加宏大，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学科优势更加明显，师资力量更加雄厚，学术影响更加深远，发展空间也更为广阔。

珞珈英杰

一、

筚路蓝缕

口噙桂香，可曾嗅出栽种人的的耕耘的汗水；徜徉珞珈，你可曾遵循着愚公笃实的足迹；眼擢樱影，你可曾看到历史深沉的皱痕；侧目低首，珞珈的新主人啊，去看看前辈们筚路蓝缕的艰辛……

张之洞—自强学堂创始人

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人，清末洋务运动重要代表人物，曾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代）、大学士、军机大臣兼学部大臣等职.武汉大学的历史溯源于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3年11月29日奏请光绪皇帝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中国人自己担任校长）的新式专门学堂。

王世杰，字雪艇，１８９１年生于湖北崇阳。他早年加入同盟会，１９１１年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采矿学系。武昌爆发后，他辍学南归，返回武汉任都督府秘书。１９１３年去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后转入巴黎大学攻读法律。１９２０年底，王世杰应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之邀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法律系主任。其间积极辅佐蔡元培革新校政，在学术上亦是成就斐然。１９２４年，他参与筹建了国立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１９２７年，他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法制委员会首任立法委员，随后又担任国民法制局兼海牙国际仲裁所判制官。国民在成立初期所颁布的所有条例法规，几乎都出自王世杰之手。

１９２９年５月２１日，王世杰来到武汉，就任武大校长，乃前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武大珞珈山新校舍的奠基人 。他认为：“经深思熟虑后，认为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武汉市处九省之，相当于美国的芝加哥大都市。应当办一所有六个学院——文、法、理、工、农、医，规模宏大的大学。十年之后，学生可达万人。”在王世杰任校长的四年里，武汉大学发展很快，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社会声誉也大大提高，

他被喻为武汉大学之父。

王星拱

王星拱，字抚五，安徽省怀宁县高河埠王家大屋（今高河镇凌桥村）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哲学家。早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在英国留学期间，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进步运动，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科学知识，反对宗教迷信。1925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主张\"科学万能\"。1929年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后又与王世杰、李四光等一起负责筹建国立武汉大学，任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首任系主任。1933年5月至19４5 年9月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他励精图治，为国立武汉大学在全国教育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奠定了基础。1949年病逝后曾被上海只喻为“一代完人”。

李达

李达(10-1966),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和中国党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和教育家，1927年任教于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53年2月至1966年8月任武汉大学校长。

刘道玉

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汉族。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81年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

二、 力耕三尺

他们，以笔为犁，耕耘在三尺方地；他们爱生如子，諄諄于四海荟萃；他们宵衣旰食，疾行于学术殿堂。他们或低吟浅唱，奏响了时代的音律；或长啸狂歌，彰扬着着自我的个性。学术硕果累累，他们是师之大方之家，桃李满园芬芳，他们是师之荦荦尊者……

闻一多--武汉大学之文学泰斗

闻一多（19－1946），湖北浠水人，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赴美留学，1928年9月至1930年6月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首任院长。在武大的两年间，闻一多迅速开始了从诗人到学者的转变，他从整理文化典籍和考证作家作品入手，地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系统研究，渐渐从杜甫深入到古代神话、《诗经》、《楚辞》、《周易》、《管子》、《庄子》、乐府、古文字学（甲骨文和钟鼎文）、古音韵学等诸多领域，并且都形成了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见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举世公认的著名学者。他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乃武汉大学不可否认的文学泰斗。

哈佛三剑客

韩德培—武汉大学之法学奠基人

韩德培是中国国际私法学泰斗，先后毕业于国立大学和多伦多大学。1942年转入哈佛大学法学院，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继续从事法学研究。1945年底，他拒绝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的工作邀请，于1946年，应周鲠生“有约在先”之聘，回国到武大任教。历任武大法律系主任、武大教授会以、武大校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由于他的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效，使得武大法律系成为院系调整中全国仅有的三个被破例保留的综合性大学法律系之一。

吴于廑—武汉大学之史学大家

吴于廑是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毕业于私立东吴大学历史系。1941年4月以“特优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在哈佛大学先后获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47年，吴于廑先生应周鲠生的邀请，回国到武大任教。历任武大历史系主任、武大副校长。

1950年，他在全校抗美援朝参军参干动员大会上，以“学大汉武立国”（把“国立武汉大学”牌楼按由左至右顺序来读）为题，作精彩讲演。1960年代，与周一良共同主编了中国第一部大型世界通史教材，正式建立起中国的世界史学科。1970年代以来，他的一系列宏篇巨论被誉为“世界历史新理论在我国兴起”。他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共列举的八位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家之一。1993年4月9日，他以抱病之身又去主持与齐世荣先生共同主编的新的世界史教材的编务会议，在发言时突然发病，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一年后，唐长孺去世，武大历史系的“吴唐时代”从此结束。 张培刚—武汉大学之发展经济学开拓者

张培刚是世界公认的发展经济学创始人，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1941年4月，张培刚与吴于廑同榜考取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成为武大考上清华庚款公费留美的第一人。在哈佛大学先后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45年，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问世，翌年获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荣誉奖“大卫·威尔士奖金”，他也是荣获此奖的“东方第一人”。这篇论文后来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而张培刚本人也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1946年8月，来到武大任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1月，又应聘担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及研究员。1949年2月，辞去联合国优厚的职务和待遇回母校续任前职。1949年起，任武大校委会常委兼总务长，代理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1952年底随院系调整调华中工学院任建校规划办公室主任和基建办公室主任。

曾昭安—武汉大学之数学名流

曾昭安（12年4月24日-1978年）乃中国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数学史和历算专家，中国数学会的创建人之一。曾先后任武昌大学数学系教授，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教务委员会，武汉大学教务长、理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

1930年代至40年代，曾昭安主要研究代数理论和函数论，先后写了《代数方程式之葛洛华氏理论》、《黎曼积分法理论》等专著。 1940年代后，曾昭安的主要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外数学史，于1946年出版《学术历》。1950年代，他出版了专著《中外数学史》。同时开始了对天文学的研究，编写讲义《天文学通论》。其研究专著《中国天文学的成就》被高教部列为1956年完成的重要研究课题。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的数学和天文学的科普性文章，能背诵圆周率两百多位数。还有《世界上最古的几何学》、《人造月亮》、《武大杂记》等著作。曾昭安是武汉大学数学的奠基者。

张瑞谨—武汉大学之工学骨干

张瑞瑾（ 1917 ～ 1998 ） 水利科学家和教育家，湖北巴东人。１９３９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土木工程系。１９４５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进修。回国后，曾任水利实验处javascript:;研究员、武汉大学副教授。建国后，历任武汉大学教授、副教务长、工学院副院长、水利学院院长，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教授、副院长、院长，中国水利学会泥沙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水电部高等学校水利水电类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湖北省水利学会第一至三届副理事长。主编《水力学》、《河流动力学》。 张瑞瑾在高等教育中，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河流泥沙及治河工程本科专业。他长期致力于河流泥沙运动基本理论和实际工程应用的研究，70 年代，在长江葛洲坝设计中，提出了解决船闸上、下游引航道泥沙淤积的基本途径； 80 年代曾担任三峡工程泥沙研究协调组组长，为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研究解决做出贡献。

叶雅各—武汉大学之农学脊梁

叶雅各（14－1967），广东番禺人，林学家，中国近代林业开拓者之一；1918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森林系科学学士学位，1921年获耶鲁大学森林学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任金陵大学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1928年任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理学院教授，参与选定珞珈山校址、制定校园总体规划并负责造林绿化工作；1933年筹建武大农学院，1936年农学院成立后任院长，1946年继任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湖北省农林厅技术室主任、副，湖北省林业局，湖北省林业厅副；著有《女子与森林》、《杉木是强阳性树种》等书。

朱裕璧—武汉大学之医学创始人

朱裕璧乃湖北省宜都人。１８岁那年他考入上海同德医学专门学校，１９２９年由国民军少校军医升任国民军第七前方医院院长。同年年底自费赴德哥廷根大学外科学院攻读外科学，１９３４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被德国外科学会接纳为会员，出席了德国外科学会年会，从而在德国医学外科学史册上第一次载入了中国人的名字。１９３４年底，朱裕璧回到祖国并应聘于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任副教授，两年后获得美国洛氏基金会特别奖金，经教育部推荐到北平协和医学院从事研究工作。 １９４３年湖北医学院正式成立并招生，教育部任命去其为院长。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朱裕璧与员工几经周折，将医院迁回武汉，建起了一个较为像样的附属医院。这个附属医院在

后逐步发展成为今天具有现代化设备和先进技术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后随着医学院规模扩大，又在东湖之滨接收了中南疗养院，扩建为附属第二医院，即现在的武大中南医院。

珞珈三女杰

1932年珞珈山武大新校舍建成后，当时在珞珈山上有3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早期女作家，她们就是武大外文系教授袁昌英、中文系教授苏雪林和文学院长陈源的夫人凌叔华女士，人们尊称为“珞珈三女杰”。

武大世家

桂质廷（父），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地磁与电离层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 许海兰（母），北省侨联副，湖北省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会长。九 三学社社员。１９７９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长期从事英语语音研究与教学 桂希恩（子）（1937年－），医学部传染病学教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医生，中国艾滋病防治专家指导组成员，中国艾滋病高发区的最早发现者。贝利马2003年

。

度贝利马丁奖唯一得主，2004年度中国电视台十位“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李国平(父)（1910－1996），著名数学家，193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1956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1980－1984年任武汉大学副校长，曾任中国科学院数学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武汉数学物理研究所所长等职，是我国函数论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我国数学物理与系统科学的主要倡导者与领导者之一。

李工真，（子），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德国现代化问题，并作出突出贡献，李工真教授曾多次荣获国家及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电视台在制作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时吸收了他的研究成果，请他担任其中有关德国历史的第六集《帝国春秋》以及“大国系列丛书”中《德国》一册的学术指导，并在片中对李教授做特别采访。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邀请他作特邀嘉宾。同时，李工真教授因学识渊博而被称为“武大活字典”，是武汉大学“四大名嘴”之一，他的讲座场场爆满。

三、 北溟化鹍

或文或武，尽显珞珈气魄；或农或商，皆是东湖豪情；或激扬文

字，书写着武大人的涵养；或挥斥政坛，呐喊着武大人的自信。煮酒论英雄，且看我珞珈学子如何扶摇腾空；历数风流，还看我武大人彬彬气贯长虹！

李健章，193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著名文学史专家，武大中文系“五老八中”之一。

端木正，194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政治系，著名法学家，曾任最高人民副院长。

胡代光，194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首任院长。

方成，原名孙顺潮，194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著名漫画家，《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会长。

欧阳予，194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电机系，核反应堆及核电工程专家，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

赵耀东，194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机械系，曾任经济部、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

珞珈景

历史的见证

一组70年前建造的老房子，一卷卷尘封已久的档案及老照片，而一代一代的武大人却被大气壮美的建筑群及里面所蕴涵的丰富历史信息、动人故事所深深震撼着。

山水之秀在于神奇，草木之美在于相依。正是在风水宝地珞珈山开始了化荒芜为奇迹进程。1928年8月6日，国民大学院聘任李四光、王星拱、张难先、石瑛、叶

雅各、麦焕章为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委员长李四光是地质学家、秘书叶雅各是林学家，对武昌郊外的地理环境比较熟悉。叶雅各认为“武昌东湖一带是最适宜的大学校址，其天然风景不唯国内各校舍所无，即国外大学亦所罕有”。经全体委员实地考察后，1928年11月确定以武昌城外风景秀丽的东湖之滨，远离闹市的罗家山（又名落驾山）、狮子山一带为新校址。依据了国外著名大学校园的理想模式，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疏远相地选址理念。李四光和叶雅各推荐开尔斯（F.H.Kales）担任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并赴上海邀请来开尔斯。开尔斯实地考察后，认为这一带山丘坡缓且水源充足，山石、泉水、湖水均可利用，各项建筑依山而建可节省地基及石料，遂赞同以罗家山为校址，后闻一多将其改名为“珞珈山”。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定址之后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修建工作。1929年3月，由于珞珈山及其附近都是荒山田野和羊肠小径。经学校函请湖北省建设厅，开始修筑连接街道口的专用公路，但因修路迁坟触犯了一些坟主的孝亲观念，他们便联合起来向湖北省，要求其出面制止。于是，省以武大新校舍占用民地过多为由，要武大停止建设，另寻新校址。同月，代理校长刘树杞因事务繁忙而辞职。于是教育部任命王世杰为武大首任校长。5月上任伊始，他便致力于珞珈山新校址的圈定、勘测、规划以及新校舍的建设工作。与叶雅各先生一道，率数十名民工于一夜之间将所有挡路坟墓全部挖掉，造成了不可变更的既成事实。坟主们虽将此事闹到了，但也于事无补，这段宽10米、全长1.5公里的公路最终还是按照原定路线完成，于1930年2月通车，命名为大学路。他还特邀省府有关人员亲赴珞珈山现场考察，一致认为此地风景优美，有山有水，在此建校，启发文化，对武汉居民特别有利。

与此同时，3月18日开始勘测规划，主轴线为李四光勘测所定。8月，省公布校园红线，东以东湖滨、西以茶叶港、北以郭郑湖为界，南面自东湖滨切至茶叶港桥头，总计面积三千余亩。学校用七块银元一亩水田、五块银元一亩山地的价格买下校舍用地。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曾昭安按王世杰的示意，组织教授会向教育部力争“像珞珈山这样的好地方，应该建校，无论哪个总统、也阻止不了”，结果获准。石瑛也积极支持王世杰，以“建校乃千年大计，不要迷信风水”严厉地驳复了反对迁坟者。

1929年10月，建筑设备委员会正式聘开尔斯为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同时通过总设计图，此外还聘有阿伯拉罕·列文斯比尔（A.Leverspiel）和石格斯（R.Sachse）为助手。另聘开尔斯在哈佛大学的同窗好友缪恩钊为新校舍监造工程师、工程处负责人，负责施工技术监督及部分结构、水暖设计。在他严格认真的技术监督下，保证了这些工程的施工质量，主体结构至今仍坚固如初。工程分别由汉协盛、袁瑞泰、永茂隆等营造厂及上海六合公司承建。1930年3月新校舍工程开工。汉协盛营造厂老板沈祝三坚信“质量就是根本”，要求武大工程均着眼于保固期百年以上，进料选优质材料，处处严格检验把关，即使在他遭到双目失明的沉重打击后，仍坚持主张双方均派工程师及监工随时监督检查质量。施工中一旦发现问题，则不惜代价，返工重来。

开尔斯的设计按照建筑设备委员会“实用、坚固、经济、美观、中国民族传统式外形”的要求，贯穿中国传统建筑“轴线对称、主从有序、殿堂、四隅崇楼”的思想，采用“远取其势，近取其质”的手法，对环境的深刻理解，对地形的巧妙利用。采中西建筑形式之长，集古典与现代建筑之美，开当时建筑风格之先。根据珞珈山的地形地貌和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使校园总体规划具有鲜明的特色。校园建筑物依照各自的功能，采用散点，放射状的布局，又遵循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原则，因山就势，建筑组群变化有序，整个校园在自由的格局中又有严整的片断，构成了丰富多样的群体。这些建筑群相互构成对位对景，面面相观，最大限度地扩大了环境空间层次。欣赏珞珈山校园建筑，不是在“可望”，而是在“可游”，步移景异，韵味无穷。当时大量西方建筑界都还处在探索阶段之中新结构、新材料、新技术，被成功地运用在武大早期建筑的设计施工上，并且深刻影响到中国后来的建筑，在中国建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校园中心区由2条南北轴线和2条东西轴线相交汇形成两大组建筑群，总体规划因山就势，利用东、南、北三面环山，西侧为低洼地的区域规划校园中心区，低洼地作运动场，看台依坡而筑。建筑群沿看台外面凹形校前大道上侧布置。南山（火石山）建工学院，北山（小龟山）建理学院，东侧山脊规划了大礼堂。形成以运动场为中心，大礼堂为主体的一组建筑群。工学院、理学院分别在运动场中线400米的南北端，为大礼堂的左右翼。大礼堂和体育馆在运动场东西轴线上下端正。运动场西向山起箕（东西长500米，南北宽200多米）地势骤降，为校区下沉式中心园林地。体育馆在其下方。于是形成贯穿工学院、理学院的南北轴线，及由大礼堂延伸至体育场以西的体育馆的东西轴线，空间呼应，地形错落，章法井然却又十分生动而切合地形。中心区西北侧的狮子山从东、北两个方向可远眺东湖，从东湖亦可见狮子山山顶轮廓，形成以图书馆为主体的另一组建筑群，在北山丘陵地带的狮子山，坐南朝北。图书馆居山顶突出；东、西两翼为文学院、法学院，相对矗立；南面学生宿舍抱坡而建。飞檐碧瓦掩映在绿树丛中，使山体显得更加郁郁葱葱、错落有致。武大校舍建设的总体统一，又有群组、单体建筑的特色。冬季阳光充足，夏季南风吹拂，并配合和增添了湖光山色的美景。

1932年5月26日，王世杰在珞珈山新校舍落成典礼上讲：“十二年前，我和李四光在回国途中曾经设想，要在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建设一所大学，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最后指出：“本校的工程，尚只完成一半，此后需要及地方的指导与帮助正切。我们的建设不仅是物质的建设，还有最大的精神建设，无论在学术建设方面或文化事业方面，我们都在

努力。请大家看看我们所走的路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是不是人类向上的路！”同时，王世杰与叶雅各亲自带领师生在珞珈山造林，半年植树50万株，使园林化的校园里的中西合璧建筑群更为秀美壮观。1933年，一期工程完工后，曾昭安组织编印了《国立武汉大学建筑摄影集》，含有41幅精美照片。

一期工程耗资150万银元（因通货膨胀，实际耗资170万），与湖北省各支持75万，李宗仁拨款20万资助；二期工程，和湖北省又各支持75万。余下部分，由委员们通过各种渠道筹得，如中英庚款、汉口市、湖南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捐资等，总计400万银元。

一期工程（1930年3月-1932年1月）：文学院、理学院、男生寄宿舍、学生饭厅及俱乐部、教工第一、二住宅区、运动场、国立武汉大学牌楼等共13项；

二期工程（1932年2月-1937年7月）：图书馆、体育馆、华中水工实验所、珞珈山水塔、实习工厂、电厂、部分生活用房、法学院、理学院（扩建）、工学院、农学院（未竣工）等共17项；

未完成工程：医学院、大礼堂、总因经费不到位未建。 “坚固、避免奢华、富有民族美术性”，这既是武汉大学早期建筑总体建设的指导思想，也为70余年的历史所验证。

现今，因武汉大学早期建筑是中国近代大学建筑的佳作和典范，并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它与清华大学早期建筑和北京大学未名湖燕园建筑一起作为首批中国大学校园内历史建筑群现址，于2001年6月25日被中国正式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大早期建筑总面积在入选的三所高校建筑群中居于首位。

国立武汉大学牌楼

1929年选定校址时，珞珈山及其附近都是荒山田野和羊肠小径。经学校函请湖北省建 设厅自街道口校区建筑一条专用道理，宽10米、全长1.5公里，于1930年2月通车，命名为大学路。原位于街道口大学路起点一侧的象征学校大门的老牌楼，历史上曾两次修建。第一次是四柱琉璃飞檐木结构，结构古朴、描金彩绘、漆彩画甚是别致，目前尚未见到有确切记载的建造年代（可能是1931年）。而从武大历届毕业纪念册上的照片分析，木牌楼应该在1934年6月前竣工。可惜次年毁于龙卷风。因此难以弄清牌楼上的字系谁人所书（可能是王世杰）。

第二次修建时间据历史照片分析，估计建于1937年夏，牌楼是钢筋混凝土结构，采取四柱三间冲天式。前面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尚不能确认由谁所书（可能是数学系教授萧君绛），后面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字则由中文系教授刘赜第二次修建时间据历史照片分析，估计建于1937年夏，牌楼是钢筋混凝土结构，采取四柱三间冲天式。前面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尚不能确认由谁所书（可能是数学系教授萧君绛），后面的“文法理工农医”六字则由中文系教授刘赜（刘博平）书写，表示武大办学的理想规模。到1983年校庆之际，又代之以书法家曹立庵所写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目前仍位于街道口，但已经破败不堪。

六一纪念亭

六一纪念亭，位于珞珈山、狮子山之间的学府路东侧，宋卿体育馆的南面，有一座六

角飞檐，碧瓦熠熠，六根朱红圆柱支撑的纪念亭，是为“六一”纪念亭。亭高约7米，上部攒尖顶为木质结构，下部红圆柱用水泥铸成。亭中立有一块石碑，碑高1.46米，宽0.58米。环亭四周，冬青围护，亭后民族样式的教四楼作为背衬，二者在建筑风格和整体布局上协调一致，融为一体，突现出纪念亭质朴、肃穆的氛围。亭为六角，柱为六根，富意六月的意思。

1947年6月1日，军警千余人突然包围武汉大学，搜捕进步教授和学生，并开打死王志德、陈如丰、黄鸣岗三名学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6月4日，武大“六一”惨案善后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其中一项议题是讨论纪念死难者的办法。决定在校内建筑一座纪念亭，将3位同学的殉难经过，刻写成碑文，并烧制瓷像（或铜制浮雕），以作永久之纪念。李建章先生1947年8月从安徽大学回到武大执教，这时离“六一”惨案刚过两个多月时间，但珞珈山上仍然充满白色恐怖。李先生冒着杀头的风险，临危受命，撰写纪念碑碑文。1948年6月1日，“六一”纪念亭内树立起纪念碑。

“六一”纪念亭成为校内外青少年学生进行传统教育的好地方。人们永远缅怀在“反饥饿、反内战、反”斗争中死难的三位同学。

宋卿体育馆

体育馆位于狮子山西南部坡底，1936年7月竣工，馆长约35.05米，宽约21.34米。黎元洪（字宋卿）病逝于天津后，原想迁葬于珞珈山南麓（当年的珞珈山尚无茂林，天气晴好时，放眼望去，可以在山体上清晰地看见九条龙脊，被誉为九龙戏珠的风水宝地），校方没有答应。后由黎元洪的两个儿子黎绍基和黎绍业将黎元洪筹建江汉大学的基金十万大洋（中兴煤矿股票）转捐给武大而建造的。体育馆四周绕有回廊，采用钢筋混凝土梁、柱，屋顶采用跨度三十多米的三铰拱承重，这是当时西方非常先进的建筑工艺，正面看台又有中式的重檐——三檐滴水，馆里还做了只有宫廷或者高规格庙宇才采用的斗拱。里面有看台，外有观景台，开尔斯原本想要在馆前建一个游泳池，未被采用。同时拟在馆内建辛亥首义纪念馆，由于抗战爆发而未果。屋顶覆绿色琉璃瓦，利用密檐高差采光通风，侧墙框架结构，山墙取巴洛克式，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 1938年3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推举蒋介石为总裁，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战。1947年武汉大学“六一”惨案追悼大会也在这里举行。

老斋舍

狮子山南坡的老斋舍是武汉大学宫殿式建筑的最好例证。

老斋舍有很多“别名”，实为“男生寄宿舍”，武汉市民也叫它“武汉的布达拉宫”。老斋舍的三座拱门曾用“六一”惨案中牺牲的三位烈士之名命名，分别叫做“如丰门”，“志

德门”，“鸣岗门”；后来日本人带来了樱花，浪漫的武大人称老斋舍为“樱花城堡”。原计划建造六栋宿舍，后期由于金费问题减少到现今的四栋，四栋宿舍由三座罗马式拱门连为一体，为不失中国特色，在拱门顶修建中国古代单檐歇山式亭楼，突出了拱门的导向性。 建筑平面采用不同层次的依山组合，巧妙地顺应了自然地势的变化，同时借助山势构成气势磅礴的立面效果。在不同标高处，沿等高线建成不同层次的房屋，各排房屋底层地面在不同高度上，而屋面则在同一平面上，形成“天平地不平”的格局，有曲径通幽之感，更寓意先天的不足可以由后天的努力弥补，勉励同学勤奋用功。

老斋舍落成伊始，单身教职工住“天字斋”，女生住“地字斋”，其余为男生宿舍。宿舍每层都供应冷热水沐浴，盥洗及冲水厕所，在当时是相当“贵族化”的，郭沫若来武汉大学时曾说：“武大把外国享受的一套学到家了。”老斋舍虽然“洋气”十足，编号却古朴雅致，采用中国古代《千字文》中“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十六字命名各个斋舍（昃ze二声，宿xiu）,是中国古典的典型代表。

老图书馆

如同刘道玉老校长一样，樱顶老图书馆是武大的象征。

老图书馆体积大，跨度长，有与天地而鄙万物之状。它是狮子山的最高处，海拔55米，但在武大未入主珞珈以前，文学院所的地界才是狮子山最高，海拔65米，山头因为工程的需要被截了10米。

老图书馆前部两翼各四层原为办公用房，后部两翼各七层为书库，最初藏书15万余册，实际可容纳200万余册，这在前国内大学里是屈指可数的。

一楼阅览大厅由八角形外墙围成，另由环行外走廊。木地板下由取暖道，冬天，烧上烤火炉，热气进入取暖道而使地板发热，阅览室内便像春天一样温暖，可惜年代久远，这套供暖设备已不能用。

其内部装饰极为讲究，如正门上方镶的中国图书馆祖师——老子的镂空铁画像。 狮子山的建筑群屋顶都为孔雀蓝（青绿）琉璃瓦，湖山秀水融为一体，这种冷色强调了阴影的阴凉和阳光的温暖，形成了悦目的对比，狮子山终年青绿，屋顶色与自然环境相调和，淡雅的格调，在炎热之夏有清凉之感，使人不会烦躁。

老图书馆一带可攀可游，景色像一幅画卷，雄伟而不失雅致，一眼看不尽，需且走且现。中外名人来校访问必登此处。

学生饭厅及俱乐部

学生饭厅及俱乐部是武汉大学最早竣工的建筑之一，位于狮子山顶的西部。1931年9

月建成。建筑下层作学生饭厅，上层为学生俱乐部。为改善学生俱乐部的光线和活动空间，在传统的歇山顶上又增加两层亮窗和马头墙屋面，形成独具特色的三重檐式歇山顶。内外装饰极富民俗特色，房梁上有“宝葫芦插三戟”的图案，即祝福学生连升三级，雀替上有“蝠（福）在眼前”的雕饰：蝙蝠大睁双眼，看着下巴前的铜钱。

学生俱乐部实际上是当时学校的临时礼堂，许多重大聚会和学术报告在这里举行。抗战期间，董必武、周恩来等在此进行抗日宣传演讲，号召青年学生到前线参加抗战。蔡元培、李四光、胡适、蒋介石、李宗仁、司徒雷登等中外名人曾在此演讲，作学术报告。

文、法学院

法学院

老图书馆东西两侧分别是原文学院大楼和法学院大楼，两栋楼的外形大体一样，是一对姊妹楼；它们一左一右，相对矗立，可谓左辅右弼，忠实地拱卫着老图书馆，使之更显气势恢弘。不同的装饰手法，生动地体现出不同的学科性质和特点。同时，法治尚武，象征“武治”，与“文教”形成对应；分别象征“文”、“武”的文、法学院分居老图书馆左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左武右”的体现，意为文武相谐、文华武英。这一建筑“组团”采用了“对称平衡、突出”的手法，老图书馆居中为主，东西两翼文、法学院的后沿在图书馆前沿之上，既居次席又自成体系，各组建筑轴线主次分明。文学院、法学院、老斋舍及其三座亭楼，以及法学院西侧的学生俱乐部，紧紧地围绕着老图书馆这个中心，犹如众星拱月，并与周边的体育馆、理学院、工学院等建筑遥相辉映、相得益彰。

文学院大楼于1930年4月开工，1931年9月落成，建筑面积3928平方米，总造价17.68万元，由汉协盛营造厂中标承建。在建成之初，文、法两学院及校长办公室等均设在这里。由于学校规划建设的总办公楼一直都未能开建，故国立武汉大学的三任校长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及后来的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邬保良等均曾在此办公。文学院大楼占地呈正方形，是四合院回廊式建筑，立面有4层，宫殿式屋顶；为了有效利用四合院中的地面空间，在第一层加设了一间大教室；清水墙体，盂型屋顶，琉璃瓦面；翘而尖的南方式飞檐，活泼俏丽，意显文采飞扬。与西边法学院平而缓的北方式飞檐遥相呼应。

法学院大楼，于1935年8月开工，1936年8月竣工，由上海六合公司中标承建，建筑面积4013平方米，工程造价18.06万元，其中湖南省资助12万元。法学院大楼为四合院回廊式建筑，占地呈凸形；其琉璃瓦大屋面，从外面看似庑殿顶，实则为开口的大天井，利于室内通风、采光；屋檐上有“仙人骑鸡”，后立七个脊兽，有镇火灭奸人之意，四角飞檐平而缓，更显端庄稳重，寓意法理正直、执法如山。

理学院

理学院

位于在图书馆级东（左）侧，主楼采用八角面墙体和拜占庭式的钢筋混凝土穹隆屋顶（直径20米），与南面的工学院方形墙体和玻璃方屋顶相呼应，体现出天圆（北）地方（南）的建筑理念。同时，圆顶也是为抗东湖边吹来的强风。中部主体为科学会堂，首层有三个阶梯教室（也是中国最早的阶梯教室），二层为理、工学院的教室，三层为生物系的标本室和数学系的模型室。两侧配楼为化学楼和物理楼（实验室），楼高4层，单檐歇山式，绿琉璃瓦。会堂与配楼有连廊相通构成整体。1948年10月10日，华中区科学团体联合会曾在此召开。现在这儿也常常是武大学生社团常常开会讨论的地方。

工学院

现在的行政大楼即为原工学院大楼，建于1936年，融欧洲哥特式风格与中国古典建筑特色于一体，四隅相对，雍容华贵，典雅大方。工学院大楼坐南朝北，呈四方形，顶部全部用玻璃盖顶，为一个集中采光的封闭天井，四周为回廊。大楼的四角都有配楼，配楼的屋顶仍是孔雀绿琉璃瓦。四个配楼紧围主楼，形成众星拱月之势，使主楼更显雄伟，是为武

汉大学传统建筑群“轴线对称、主从有序、殿堂、四隅崇楼”的代表作。它与理学楼一南一北，屋顶造型一方一圆，而方与圆，都造型严谨，象征理工科的学术特点。攒尖式四角重檐玻璃屋顶，共享空间的玻璃中庭构造，是全世界最早采用空间共享这一建筑风潮的建筑之一。与外围的四座中国传统配楼和正前方的两座罗马式碉楼相组配，是典型的中西融合式建筑。四角的圆盘形水斗，既解决了大屋顶的排水问题，同时又成为美化建筑的装饰；中国传统建筑中罕见的狮面兽装饰，独具匠心。

半山庐

半山庐，是武汉大学校园内一幢老式建筑，依偎在苍翠的珞珈山腰，绿树环抱，幽雅宜人。，高达7米，由两个阳台将三栋两层的楼房连缀而成，中间一楼伸出一个装饰性屋檐为入口，八个飞檐毫无雕饰讲究，整栋楼用色简拙，皆青砖墨瓦，外表极显质朴无华之能事，与珞珈山的苍秀山势混为一体。据说半山庐的建筑与选址是武大一位研究易经的教授所设计。虽依山而建，但庭前却异常开阔平坦。本是单身教工宿舍，家眷不在武汉的教授大多住在这里。1937年-1938年，“武汉抗战期间，蒋介石和宋美龄曾寓居与此。

云蒸霞蔚“十八栋“

上世纪30年代，十八栋的环境之雅、门槛之高是有名的，是当时“中国最美丽的大学”

的一部分。郭沫若曾誉称其为“蜂窝水涡”、“物外桃源”，“太平时分在这里读书，尤其教书的人，是有福了。”并表示抗战胜利后要来这里任教。

十八栋的含义，不仅仅是指那风光旖旎依山傍水的小洋楼，可能更重要的是那里面居住着代表了武汉大学文化、学术和气质的教授们。能够住在这里不光是舒适、气派，更重要的是名份。 处在海拔110多米的十八栋，因地处珞珈山南麓，避免了冬季呼啸南下的北风，而太阳由东南升起，由西南降落，刚好一整天跟这排别墅打了个照面。所以，一年的很长时间，这里总是一派静谧祥和。

当时小洋楼基本格局相同，真假四层。一楼为厨房、杂物房和厨师房，二楼三间为书房、餐厅、客厅，三楼为三间卧室，四楼堆放杂物。电话、冰柜等一应俱全。厨房的炉灶烧白煤，炉膛有盘状水管，可以为三楼洗浴间提供热水，这在当时中国是为数不多的。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武汉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国立武汉大学名人荟萃，周恩来、郭沫若、康泽、黄琪翔等国共两党要员住过十八栋，也来造访。

据郭沫若的自传《洪波曲》中记叙，1938年4月，武汉大学举校西迁四川乐山。留下的校舍成了国民军官训练团的团部。周恩来和邓颖超也住在上面一层。郭沫若在校园里会见了张群和陈诚，握手寒暄，还与胡愈之等一起参加过蒋介石的“御前会议”。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日寇进入珞珈山，十八栋成为日寇高级军官住所，有些楼房内部改造成日式风格。八年后乐山武大东还珞珈，十八栋总算安然无恙，王世杰、叶雅各等人手栽的香樟、酸梨枣等名贵树种，正郁郁葱葱，蓬勃向上。情景真如诗圣所咏：“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珞珈山上的郭沫若故居

在武汉，著名学者、诗人郭沫若居住过的地方有多处。在武汉大学珞珈山上，就有国家

级重点文物保单位的郭沫若故居。在郭沫若停留武汉的所有居所中，他印象最深的，还属武汉大学。他对武汉大学寓所的评价，甚至超出他后来在北京居住多年的原恭王府，以及他在四川乐山出生成长的沙湾老屋。

1938年，武汉成为全国抗战中心，武汉大学于该年4月西迁，国民军官训练团的团部设于此地。现在这片山上的老别墅，即当年的18栋，成为训练团的官邸。因为政治部第七处范寿康原是武汉大学的教授，得益于他的斡旋，使负责抗战宣传工作的第三厅郭沫若得以把张有桐教授的住房顶下来居住了。这住房背山面湖，一共三层，下层有佣人室和厨房，上两层都有客厅、书房、卧室、浴室，还有可以眺望湖光山色的阳台。下山可到东湖游泳，上山就是珞珈山的山顶。

从1938年4月至8月，尽管郭沫若在武汉大学仅仅住了4个月，而且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环境，但武大的优美景色、他在这一时期的工作状态，以及他与夫人于立群的甜蜜生活，还有周围的邻居，给郭沫若留下了一生中居所最为满意的回忆：“有这样的湖景，有这样的好邻居，我生平寄迹过的地方不少，总要以这儿为最接近理想了。”因此，他也把武汉大学称赞为武汉三镇的“世外桃源”。

忆女生宿舍

蝶宫展翼扑苍崖，倚枕湖声拂面来。 最忆小窗明月夜，青灯青史论清才。

（“珞珈杂忆”之一）

小楼铭

楼不在高，有仙则名；室不在大，有书则灵。斯是小楼，唯君德馨。湖光映阶绿，山色入帘青。谈笑皆学士，往来无白丁，可以研万象、阅群经。无市声之乱耳，无人事以劳形。华中

道蕴舍，三楚易安庭。颜子云：“何小之有？” ——殷正慈：《珞珈四忆》，《学府纪闻·国立武汉大学》

当时称女生宿舍为月宫，又因建筑外形两翼角张，形颇似蝶。是以有“蝶宫”之誉。楼高三层，室容二友。雕栏玉砌，水木清华。若论巍峨崇宏，诚然不如“天、地、玄、黄„„”等斋）。然而玲珑别致，则远过之。至其名气之大，更是遐迩皆知。这乃是因为“楼不在高，有仙则名：女生虽少，却先后出现多位名扬海内外的“珞珈女杰”，如袁昌英（1921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成为当时在英国取得硕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女性），苏雪林、凌叔华、沈祖棻等学姐， 皆为中国文坛上响当当的人物，老校长王世杰有言赞曰：武大女生，有声闻于社会，而我亦深庆延揽师资之得人。

奥场

“奥场”是同学们对奥林匹克运动场的简称，它又称为“912广场”。时期，武大学子曾多次在此举行运动会，1939年蒋介石曾在912广场阅兵，庄严肃穆，不知后来有多少热血男儿牺牲在卫国战场上。而九一二操场则是由毛而来，毛在1958年9月12号接见了此地区几所大学的学生，而九912故此命名。它是武大校内最大的运动场，也是每年军训阅兵、运动会的举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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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院

农学院（既是今天的武汉大学团委）建设开始，于1933年成立筹备处，王星拱校长兼筹备处主任，叶雅各任副主任；1936年农学院正式成立，叶雅各为院长；农学院下设农艺系，系主任为李先闻。但是抗战爆发后，国民教育部命令武大将农学院并入大学农学院。1946年5月，学校奉命恢复农学院，叶雅各担任筹备主任，主持东湖附近5000多亩农田、果园和林场的修整复兴工作，并开始招聘教员、添置设备等工作。1946年，农学院开始招生，农艺、森林两系各招一个班。1947年，农学院大楼竣工。1948年，增设园艺和农业化学两系，农学院的发展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并先后培养了多位农学方面的专业人才。

时光流逝，建筑老去，然而凝结在建筑之上的匠心，反而随着年代的久远而越加突出，至今仍让人探寻其中、津津乐道。

珞樱流影

漫山清和读书馆，处处香花命雅名。 梅花樱花常相伴，夜读不觉五更寒。 请看阳春三月间，万紫千红花开遍。 惟我樱花多丰韵，总领春光数十年。 红樱绿樱两相伴，神州风采自粲然。 白花鸳鸯双瓣樱，来自蓬瀛甚可观。 嘉朋寻芳载春酒，藉草铺花烂漫游。

这是中文系“五老八中”之一的李格非教授在《珞珈山游》中描述樱花的诗句。樱花是世界著名的花木，在植物学分类上属蔷薇科(Rosaceae)樱属(Cerasus Mill.)落叶乔木（少数为常绿或灌木），主要产于北温带的中国华南、长江流域、华北、东北以及日本、朝鲜等地。我国是樱花主要原产地之一，早在秦汉时期，樱花栽培已应用于宫苑之中，唐朝时已普遍出现在私家庭园。“樱花”一词，最早见于唐李商隐的诗句：“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巷垂杨岸。”以后也有诗人多次提及，如元郭翼有“柳色青堪把，樱花雪未干”，明于若瀛有“三月雨声细，樱花疑杏花”等诗句。樱花花形美丽，树姿洒脱开展，盛开时如玉树琼花，堆云叠雪，甚是壮观，是优良的园林观赏植物，因此人们常将它种植在建筑物前、草地旁、山坡上、水池边，孤植、群植都很适宜。夏季樱花树枝叶繁茂，绿荫如盖，作为次干车行道或人行道上的行道树也十分美丽得体。

武汉大学的樱花，在全国很有名气。不过，提起武大樱花的来历，这里面还有一段曲折的历史往事，它承载了一段令人辛酸的国耻，同时也记录着中日民间交往的点滴。

20世纪30年代，初创的国立武汉大学在珞珈山大兴土木，辟山建校，逐渐将这片原本乱石丛生、坟冢遍地的荒山野岭，变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校园。经过9年的植树造林，珞珈山林木葱茏，花丛掩映，成为华中最好的植物园，被郭沫若盛赞为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然而，正当武大的发展势头蒸蒸日上之时，日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至1938年初，武汉形势吃紧，武汉大学亦是岌岌可危。而在此时，为了躲避战火，武大正在举校西迁到他的家乡——四川乐山。10月底，武汉三镇沦陷，武大珞珈山校园亦遭日军侵占，被辟为其中原司令部。

1938年7月，当武大校长王星拱和迁校委员会委员长杨端六率领最后一批师生离开珞珈山前夕，曾委托以汤子炳（又名汤商皓，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后东渡日本留学深造；1937年抗战爆发后，携其日本夫人铃木光子回国，并返校任教；抗战胜利后去参加接收工作，后又辗转任教于台北各大专院校；1979年赴美国定居，1997年去世）先生为首的五位教职工留守护校。据汤先生回忆，1939年驻扎在武大的日军文职武官高桥少将畅言“对此一较日本日光、箱根之风景优美的文化地区，当尽力加以保护。惟值此春光明媚，尚欠花木点缀，可自日本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继引予等至文学院前，遥指将栽植樱树之处所。” 一般认为，日军在此种植樱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住在这里休养的大批日本伤兵的思乡之情，同时，亦有炫耀武功和长期占领之意。因此，珞珈山的这第一批樱花，可以说是日本侵华的罪证，国耻的象征；同时也是今日武大樱花的缘起。

据当时留守校园的武大老一代园林工人回忆，日军当年在武大种下的日本樱花不超过30株，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樱花大道上。抗战胜利后，武大于1946年10月复归珞珈山；1947年3月，武大生物系师生观察发现，校园里共有28株樱花树开花，它们均匀地分布在老斋舍三个拱门之间及其两侧的四个门栋前（每个门栋前各有7株）。到了1949年初，有人建议将樱花树砍掉，而当时驻守武汉的将领张轸师长被地下党策反，于3月份投诚后表示，武汉大学是座宝库，里面的一草一木都要保留，于是樱花树得以保存。

1957年，武汉大学主管部门对这些樱树进行了更新。1973年，武大农场又从上海引进了一批山樱花，同时再次更新了已老化的樱树。由于樱花树的生命周期很短，一般只有二三十年，1939年由日本人种下的第一批日本樱花，50年代更新时已基本死绝，因此，我们今天在武大樱花大道上所看到的日本樱花，已远非当年日军所留下的花种了，而多为原种的第二、第三代。近20年来，武大园林工人还不断对其进行补栽。

日本国的樱花再次来到武大珞珈山，已经是3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但这次已非国耻的印记，而是和平与友谊的象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向周恩来总理赠送了1000株大山樱，其中800多株留在了北京，种植在玉渊潭、植物园及陶然亭等京城几大公园里（虽然呵护有加，但绝大部分樱花还是死去了），100株植于周恩来曾居住过的南京梅园新村；由于周恩来也曾在武汉大学居住过，于是有关部门便将其中50株转赠给武汉大学，由园林部门栽植于半山庐前，1976年开花。1983年1月15日，为纪念中日友好10周年，日本京都府日本友协和日本西阵织株式会社的迁先生向当时在京都大学学习的武汉大学生物系教师王明全赠送了100株垂枝樱苗，经王明全转赠给学校后，栽植于枫园三舍南侧公路边和樱园附近，1986年全部开花。1992年，在纪念中日友好20周年之际，日本广岛中国株式会社内中国湖北朋友会砂田寿夫先生率团访问武汉大学，赠送樱花树苗200株，后栽植于八区苗圃，现今武大校园各处的樱花树苗，除武大园林工人自行培育的之外，大多都来自于此。

80年代，武汉大学绿化委员会成立后，对校园内的樱花树进行了全面、合理的布局，扩大了樱花的栽植地段，使樱花树从樱花大道及其道下的广阔地带，逐步扩展至鲲鹏广场、第四教学楼、人文科学馆以及行政大楼等处。19年春，武大园林科从东湖磨山植物园引进云南樱花16株，栽植在校医院前公路北侧。1991－1993年，这些樱树共生樱苗近600株。1995年，武大校友、湖北省农科院研究员张朝臣研究出试管樱花，大大缩短了樱花的生长、开花时间，很快受到园林部门的青睐。时至今日，武大校园内已有樱树1000多株，内含日本樱花、山樱花、垂枝樱花和云南樱花共四个植物学种和十多个栽培品种或变种。多年来，武大几代园林工人对其精心培育，并为此耗费了大量心血。樱花的栽培管理、育种已成为武大园林工作者传统研究方向，并在人为“延长”樱花花期的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另外，武大还经常将自己繁殖培育的各种樱花品种赠送给其他兄弟院校和社会单位，如1988年就转让16株名贵品种垂枝樱花给当时的中南财经大学（现中南财经大学首义校区），在财

大的思园落户生根，1991年又转让200多株3个种、近10个品种的樱花树苗给北京玉渊潭公园的樱花园。现在，武大园林部门正在继续努力采取有力技术措施，保护樱花，并不断繁殖和培育新的樱花品种，以求更进一步地美化珞珈山校园。

樱花的花期一般在3月中旬至4月上旬，不同品种的樱花略有区别。樱花的盛开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在叶子长出前先开，有的与叶子生长同时开花。其中同步开花的山樱、大岛樱的叶子与樱花的颜色相映成衬，十分美丽。樱花盛开时，远可观，近可品，从远处眺望就像一片云，靠近观赏，可见花蕾成三五朵排成伞状，出乎意料的美。樱花的美，不仅在于盛开时的热烈，更在于它怒放后纷纷飘落时的那种高尚、纯洁和果断的壮烈场面！难怪有人说：除看樱花难算春。

80年代以来，武大供观赏的樱花已有4个植物学种（不包括栽培品种或变种），分别是： 日本樱花(Cerasus yedoensis Matsum.)，又名东京樱花或江户樱花。1939年由侵华日军引进栽植，历史最早，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樱花大道至行政大楼东侧；其特点是每朵花为单瓣，5枚花瓣，花先于叶开放，花色粉白（白色至微红色），有微香味，特点醒目，观赏性极强；3月中下旬至4月初开花，开时花繁似锦，满树灿烂，落英随飞飘荡，如天女散花，美不胜收，极为壮观。

山樱花(Cerasus serrulate Lindl.)，又称福岛樱或青肤樱。1973年由日本和中国上海引进，品种、数量都很多，在校医院前、教四楼前、樱园入口路旁、樱园南坡绿地（下沉花园）中均有栽植；花瓣有单瓣、重瓣、半重瓣，花色有大红、粉红、白色及淡绿，花、叶齐放，生长茂盛；4月初开花，花期较长，可持续15－20天以上。

垂枝樱花(Cerasus subhirtella Miq. var. pendula Tanaka.)，亦称丝樱、垂彼岸樱或垂枝大叶早樱。1983年从日本引进，现分布在枫园三舍南侧路边和樱园南坡绿地中；这种樱花在日本享有盛誉（日本人称之为“八重樱”），其主要特征是枝条下垂开展呈弯弓形，花粉红色或淡红色，叶前或与叶同时开放；花期为3月底至4月初，开时花繁叶茂，绚丽多彩。

红花高盆樱花(Cerasus cerasoides Sok. var. rubea)，又称云南樱花(Cerasus yunnanenis var. yunnanensis)，是云南樱桃的变种，昆明等地叫西府海棠，为所有樱花中开花最早者，故常称“早樱”。19年从云南引进，植于校医院前公路北侧；其特点是先花后叶或花叶同开，花色鲜红，花为重瓣近圆形，花朵繁密，垂枝重重；2月中旬至3月初开花，由于其花期比日本樱花早，又在梅花将要凋谢时开放，故更为引人注目，从其花色、花期上看，这种樱花大有发展前途。

樱花花期虽短，大多数只能维持一周左右，但考虑到其花色丰富，花期整齐，常常一夜之间就能繁花满枝，若是能将这些花期并不一致的、不同品种的樱花合理搭配，则整个花期可延续50天左右，那么人们就有更多的机会领略樱花的风采，再也不会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武大樱花的群体花期大致为2月中旬至4月上旬，最早开花的云南早樱一般在2月中下旬开放，直至3月上旬，花色鲜红；日本樱花在3月中下旬至4月上旬开放，花白色；垂枝樱花3月底至4月初开花，花粉红色；重瓣樱花（山樱花中品种）4月初开花，持续半月，花色较多。这几种不同樱花的花期在时间上形成了“一条线”，而且色彩各异，形态万千，各领风骚，从而较好地弥补了日本樱花花期短、花色单一的缺陷。

在武大校园里，除樱园外，第四教学楼、鲲鹏广场、人文科学馆、行政大楼、校医院一带以及工学部主教学楼、信息学部星湖、医学部等处皆有樱可赏。而最佳的赏樱地点，还是莫过于“樱园”，这片直接以“樱”命名的园区了。樱园一带以日本樱花为主，收集了早樱、晚樱和垂枝樱等共6种10余个佳品的樱花，花色丰富，绚丽多彩，枝、干多异且花期不同。每当寒冬过后，梅花凋谢之时，早樱开放，继而日本樱花、垂枝樱花、晚樱等开放。盛开时

节，樱园酷似花的海洋，成千上万游客慕名而至，留连观赏，如醉如痴，大有“三月赏樱，唯有武大”的意趣。樱园老斋舍前，就是著名的“樱花大道”，近200株纯种日本东京樱花沿着300米长的大道盛开迎宾，与银杏、松柏、桂花以及老斋舍这一古典式建筑群相映成景。在这座“樱花城堡”高大雄伟、庄严肃穆的银墙碧瓦的映衬下，洁白如雪、灿若云海的樱花怒放于笔直宽敞的“樱花大道”之上，构成了一副美妙动人的图景。沿着樱花大道看樱花，极有层次感和纵深感，仿佛一条白玉飘带浮于半空，伸向无尽处；如果登上老斋舍楼顶平台向下俯瞰，则樱花又如朵朵轻飞的云，浮动在翠绿之中，别有一番景致。总之，无论是透过花簇看古堡，还是从古堡向下看樱花，都让人不由惊叹二者水融，相得益彰，自然美与人文美在这里互相碰撞、融合，被演绎到了极致。

在武汉大学，到珞珈山看樱花，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1947年的阳春三月，就不断有美式小轿车开进校园，及其太太们三五成群来看樱花，气氛十分热闹。而一大代表李达在担任武大校长期间，也曾在樱花树下拍照留念。“文化大”时，“全国山河一片红”，武汉大学停止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成为红卫兵南来北往串连的好地方。尽管武大的红卫兵经常在校园里大肆破坏，但却没有对这些樱花树有所损毁，反倒经常有北方来的红卫兵在每年三月串连到武大来看樱花。整个“”期间，武大的樱花树都保存完好。

到1978年，武汉大学已有樱花上百株。樱花烂漫时节，对花草淡漠已久的市民又陆续赶到武大，争睹樱花芳容。这时校方仍以“为人民服务”为主，自发组织师生保持环境卫生。后来，原武汉市黎智听说市民看樱花让校方“手忙脚乱”，便提议适当收取门票，加以控制。到1985年，游人日渐增多，校方有人提议将樱花全部砍掉种上梅花，“以激励武大新时代的人文精神”，但最后以“武大樱花是历史的鉴证”为由未果。1986年，时任武汉王群在武大赏樱时明确指示，要采取措施对樱花加以保护。时至今日，校方对园林环保日益重视，要砍树已是不大可能也不必要了；相反，还经常对遭遇病虫害或已老朽的樱花树进行抢救性修复。

每年樱花盛开时分，前来武大校园赏樱的游人都是络绎不绝，并且与日俱增，堪与任何一座公园甚至是国线景点相媲美。到武大看樱花去，已成为武汉市每年三月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以及最闪亮、最吸引人的“卖点”。樱花时节里武大校园内的人流量，1999年为70万人次，2000年便突破100万，2001年更是超过150万！而据有关部门统计，在赏樱高峰期间，一天进出珞珈山的人次，竟高达16万之多！不仅如此，樱花的影响也在向外辐射，不少外地旅行社将武大樱花作为一个重要景点，很多外地人也会在此时慕名而至，为此不辞劳苦地从千里之外专程赶来武汉。

事实上，身为武大学子，又有多少人不曾有过自己那份独特的樱花情结呢？无论是国耻的标志也好，友谊的象征也好，武大的樱花的确已远远地超出了普通花木景观的含义，在历史的长河中浸透出意味深长的人文气息。那些视珞珈山樱花为“国耻花”的武大学子们，他们自发地在游人中散发传单，大声疾呼“樱花虽美，国耻勿忘”，努力利用“樱花节”对广大同学和游客们进行爱国教育；在他们的推动下，校方于数年前在樱园老斋舍前竖起了一个“武汉大学樱花简介”的指示牌（但其中却有几处明显的史实错误），向观光者讲述着那段永难磨灭的历史。而更多的武大学生只是将樱花当作一种普通花卉来看待，而不是让这些本身无辜的花木承载起太多政治文化层面的内容。在他们的心中，武大一年一度的樱花盛开，是一种唯美的心境，和一种激起美好青春回忆的珞珈情愫。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时至今日，珞珈山上的樱花，早已成为武大校园文化不可缺少、甚至是深入骨髓的一部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浪漫的武大人，便开始将老斋舍一带区域称为“樱园”，将老斋舍前植满樱花树的小路称为“樱花大道（樱园路）”，将老斋舍称为“樱花城堡”，将自己在老斋舍的住所称为“樱花树下的家”，甚至将“落英缤纷”一词改为“落樱缤纷”，继而是——“珞樱缤纷”。难怪著名漫画家方成感叹：“谁能忘记那樱花如雪、碧草成茵呢？”

珞珈精魂

铭

校旗

校旗说明：

近日中外各学校，均有特别徽章旗帜，以表一校之精神，本校前制徽章，沿禹贡荆州厥贡羽毛齿革之文，又取楚世家鬻熊为文武师，中篆熊形，寓本校建鄂之意，此皆已经说明者也，今即用此式以制旗。古者旗亦名徽。《左传》曰：扬徽者，公徒也。故旗式与徽章一律。上垂交牙，乐器有崇牙树羽。节府有高牙大纛，于幡帜尤其宜之。左右排六翮，取腾达也。黄为中色，依易巩用黄牛之革取其坚也。鬻熊以师道显，子熊绎始受封。兹会其意呈熊形者，斯干重男子之祥。渭水获名世之兆，取其嘉吉而雄武也。且古旗本画熊，《考工记》曰：熊旗六游是已。六羽亦似六游。中备四彩，而旗质用蓝，乃校中士友将来有青出于蓝之盼望。此本校旗式所取义也。 武昌高师校旗释义：

蓝底寓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白熊意指武昌高师建在湖北，鄂的先祖为鬻熊氏；黄色为牛皮，象征坚韧；两管象牙相交，当中为红色古乐器，象征圣洁高雅；上部为6根羽毛，象征腾飞腾达。

校徽

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校徽

闻一多先生为国立武汉大学设计的两枚校徽，刘赜(博平)教授手书

四校合并前的校徽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校徽释义：

整个徽章是活跃的三角形，徽章中的三个S形，含有水利电力的意义；中间红色S 使人们联想到惯用的N，而三个S又可联想到我国篆体的“水”字，或者弯弯曲曲的大江河流的象征。三个S用红绿蓝，是因为组成大千世界的三原色，象征我们用水利水电事业编织着美好的生活。白色的底象征培养人才洁白的园地。W H是武汉两字的第一个字母，代表武汉，组成的高压铁塔，引导人想的范围，U是英文大学一词的第一个字母，代表大学。三个半弧形有一种动感，象征动力。整个构图简洁明快。突出了水利和电力。（设计者：吴孝舟）

湖北医科大的校徽释义：

校徽以湖北医科大学的英文名称（Hubei Medical University）缩写“H”“M”“U”的集合为主体造型，通过设计者的匠心独运，适度变型，巧妙地暗示出我校耸立在著名的黄鹤之乡（H）、秀丽的磨山（M）、东湖（U）之侧，腾飞的黄鹤象征着我校在党的改革开放的旗帜下，穿云破雾、栉风沐雨，为探索人类生命奥秘，攀登医学科学的高峰奋勇向前。徽章呈圆形、椭圆、菱形等三种形式。（由卫生学教研室苏正华教授设计）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徽释义：

1996年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为庆祝建校40周年，向海内外广大校友征集校徽设计图案，测绘专家、校友文湘北，从众多设计者中脱颖而出并一举夺魁。此校徽形式简练、形象美观、寓意深刻、具有时代气息、富有学校特征的标志。武测是以现代高科技为主导，在原有测绘学科的基础上已发展成为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以英文字母“S”为词头的科学（Science）及“三S”（GPS、RS、GIS）等现代高新技术是母校发展的象征，同时这些“S”寓意一组展翅高飞、不断发展壮大的大雁群，象征母校的一批批高科技人才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图案外圈设计为较粗的线条象征卫星轨道，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代表，也以此增强了本图案的整体力度，从观感上更显得坚定有力，整个构图显示出生机勃勃的动态感。（设计者知名校友文湘北）

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标志释义：

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标志设计本着“聚焦校友、宏扬学术”的主题，在“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继承优良传统，发扬武大精神的同时，强化新老校友携手“共建美丽校

园、共创学术成果、振兴武汉大学”，在著名学府中发挥自己的个性与特色。

一、110周年校庆设计时，强化21世纪的时代特性，充分体现武汉大学110周年来所获得的惊人成果及发展。

二、设计创意以“110周年”、“WU”、“四校合并”为主要符号，将其有机的组成形式活泼，比翼双飞的“领头雁”，并时常关注自己的发展轨迹，展翅翱翔的“四羽”寓意着“武大、武测、武水、湖医”，“四校”强强联合，形成如虎添翼的翅膀翱翔天空。又象征着全校师生万众一“心”，共创武大美好明天的决心。

三、整个外形刚劲有力、粗狂豪放、具有石刻般刚毅的徽标造型充分体现了武汉大学一百多年来悠久的历史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四、完美的组合造型，强调了新武大活泼的学术氛围及美丽的校园环境，寓示严谨、科学的管理体系，宏扬学术、重视科研、创建优质学科精神，飞翔的翅膀又象征层层叠叠的书籍，特指武大教书育人的特有特征。

“13—2003”为纪念时间轨迹，强化时代含义，强调武汉大学一百多年来孕育培养了许多世纪精英人才。

五、以“热烈庆祝武汉大学建校110周年”及英文“The 110 Anniversary of Wuhan University”、整齐排列寓意各地校友、社会各界友人同时对武大的关注和支持。

整个徽标设计既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又有和谐统一的动感组合，既协调而又完美。

（艺术设计系 郝建）

校训

武汉大学校训的历史演变

1919年(武昌高师)：朴诚勇(张渲 题)

30－40年代(国立武汉大学)：明诚弘毅(刘博平 题) 50年代：为人民服务

1982年：诚实朴素 勤奋刻苦 严谨治学 勇于创新(刘道玉 题) 1993年至今：自强 弘毅 求是 拓新

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校训：团结 严谨 勤奋 进取( 题) 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训：团结 奋进 严谨 求实

原湖北医科大学校训：团结 奋进 求实 创新(李清泉 题)

校歌

说到武大校歌，那就要追溯于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伊始，为进一步弘扬自强学堂之精魂，警醒师生，于1905年初，张之洞自撰《学堂歌》一首，将其分发武昌各学堂，文字不多，已道透古今中外；言语不深，已话尽教育之真谛；语调不高，已唱响中华大地。其部分内容如下：

学 堂 歌

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 圣天子，图自强，除去兴学无别方。 教体育，第一桩，卫生先使民强壮。 教德育，先蒙养，人人爱国民善良。 孝父母，尊君上，更须公德联四方。

教智育，开愚氓，普通知识破天荒。 物理透，技艺长，方知谋生并保邦。

说科学，须兼长，一日六钟并不忙。 读五经，诵勿忘，先讲大义后精详。 修身学，重伦常，孝弟爱众尊师长。 历史学，知已往，世界变迁弱变强。 地理学，先本乡，由近及远分方向。 中国外，有列强，勿学井蛙拘坳堂。 算数学，简为上，比例代数捷非常。 八线表，不用想，能通几何包九章。 博物学，穷天壤，卫生益智心开朗。 理化学，原质详，配合制造通阴阳。 辨炭酸，分硫养，火药全仗硝磺镪。 电矿气，力声光，理化门门有专长。 图画学，摹物状，先用毛笔后尺量。 学，治国方，后生浅学莫躁妄。 陆军学，分两堂，战术计画戒鲁莽。 沟垒速，地形相，火器测准马善养。 体操学，关衰旺，人人胜兵其国昌。 小学略，中学详，外国语文习一样。 高等学，通两邦，师范须明教育方。 实业学，农工商，谋生有术国力强。 方言学，少胜长，专备交涉使四方。 大学内，分，专门经济佐庙堂。 通儒院，精思想，新理著书胜列邦。 识字多，有理想，不入小学如聋盲。 小学成，知识亮，改业谋生并无妨。 学国文，文理畅，方解经史古文章。 学英文，用处广，英国商务遍华洋。 学日文，近我邦，转译西书供采访。 学法文，各国尚，条约公牍须磋商。 学德文，武备详，专门字义皆确当。 学俄文，交界长，教习虽难也须讲。 腊丁文，古义藏，随意学习不勉强。

湖北省，免捐项，就将此款兴学堂。 早兴学，民盼望，各省开办无定章。 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五千强。 派出洋，学外邦，各省官费数不广。 湖北省，采众长，四百余人东西洋。 我同学，生此方，切莫辜负好时光。

众同学，齐奋往，造成楚材皆贤良。

文善谋，武知方，学中皆是国栋梁。 荀卿子，歌成相，此歌劝学略摹仿。 中国盛，圣教光，黄种尊贵日蕃昌。 上孝慈，下忠良，万年有道戴吾皇。

难忘的回忆（原湖北医科大学校歌）

美丽的校园坐落在东湖之滨，医学的摇篮横卧在扬子江畔。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救死扶伤，神圣的使命。

恪守医德，牢记医训，

刻苦学习，不断创新，忠诚事业，服务人民。

为祖国医学发展， 为人类身心健康， 努力，努力，奋斗终身。

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校歌

湖光山色如画，水电学人奋发，我们传递着大禹神话，追日圆梦想，豪情寄三峡，当先行送光明照耀我锦绣国家。

清风伴随弦歌，波涛孕育精华，我们沐浴着绚丽朝霞，游园泛新绿，折桂有奇葩，育桃李满天下振兴我巍巍中华。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之歌

我亲爱的校园人杰地灵， 我美好的青春在此凝练， 敬爱的老师为人垂范， 奋发的同学友情挚诚。 科苑百花竞放，学海万舸争游，

揭示天地奥秘，探索科学规律。 集纳世界文明，辉煌中华精神， 学习学习学习，攀登攀登攀登！

我们是跨世纪的一代， 把自己永远交给人民。

武汉大学代校歌（征求意见稿）

东湖之滨，珞珈山上，这是我们亲爱的学堂。百年沧桑，弘毅自强，根深叶

茂育桃李，满园芬芳。啊，美丽的珞珈山，多少雄鹰竞翱翔。 扬帆长江，奔向海洋，这是我们成长的地方。德业并进，求是拓新，大同寰宇向未来，我创辉煌。啊，心中的珞珈山，今朝多磨砺，明日作栋梁。

神

自由民主风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人工造景与天然景观的结合给人带来的还有一种人文素养的熏陶。武大风景之美，美在其深厚的人文气息之中，就像大学之“大”，在于其文化和精神。古朴、幽雅、宁静、舒适的校园，处处诉说这她的来由和寄望。爬山虎前的“六一纪念亭”、狮子山上的“闻一多先生纪念塑像 ”、樱花树下的“鲲鹏展翅”、树林间的“李达塑像”，甚至是物院楼前的“爱因斯坦塑像”，这些穿插在校园中的建筑，都是我们思考人生，领悟道理的窗口。有时候，他们还能给我带来知识的渴望。

——沈桂芝《浅析“学在华工，玩在武大”》 常听说“北大民主，武大自由”。追溯乐山时期，武大学生使用的已是英文原版教材，直接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随后，得到哈佛“三剑客”为代表的海归派的充实，武大形成了真正意义的自由之风。１９４３年３月，外语系缪朗山开设俄文班，激起了当时师生向往苏联，迫切需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愿望和热情。整个学校为之轰动，偌大的教室座无虚席，甚至窗上都爬满了人，生物系著名教授何定杰也兴致勃勃的前来听课。“通识教育”的理念，在朱光潜任教务长时便已提出并付诸实践。

说自由之学风，必提起武大的演讲之盛。为推进学术进步，上至天文，下通地理，古今中外，宏观微观，无所不涉。于是便有了胡适之先生以《＜诗经＞中“言”之研究》为题，侃侃而谈八个钟头“之最”；有了朱光潜在乐山战火中谈《美感教育》“之美”；有了闻一多１９２９年６月１日在国立武汉大学纪念孙中山先生奉安典礼上作《祭文》“之伤”„„更值一提的是，王世杰校长在为缅怀孙中山先生而举行的纪念会上，注入了“大学的‘总理纪念周’应有大学特点”的观念，从此“纪念周”便成了“学术周”。王星拱校长授《求学的方法》，陈西滢先生谈《怎样做笔记》，文学院的胡稼胎教授谈《大学风》的看法„„其实，

早在武昌高师时期，学生之间的演讲就已红火起来。有趣的是，三十年代学校已不定期地组织教授为教授演讲，体现了武大一贯之“兼容并包，无为而治”的思想精髓。

——李若冰《以史为镜 愿知兴替》

深厚底蕴

老校友曾说：“我一身的性情是在武大陶冶出来的，我的知识是教授们的烟斗吹出来的。”我的师兄窦文涛也说过，从武大毕业的学生可能其它方面并无见长，但是一定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倘若离开武大的时候我身上多了一份“独特的气质”，想必大半原因是这些教授的感染所致。

——郑昱《爱上武大的理由》

我到过一些大学，相比之下，深感母校校风有少突出之点，例如，淳朴、勤奋、踏实、刻苦、不尚浮华和虚荣，等等。每次我回到母校，首先映入眼中的就是马路上、树荫中、路灯下，一个个学生在念书、在背书，琅琅读书声频频送入耳中，深夜、清晨，都是这番勤奋、苦读的景象。这是我在有些大学所未见的。这就是校风的一种表现。

——董辅礽《奉献一点陋见》

武大历来以学生读书用功，学校考试严格著称。老校友们回忆起当年求学生涯，无不称“严”。刚入校，许多学生因严格的甄别考试而“出师未捷身先死”。入校后，更是有严格的科目考试把关：“两门以下不及格尚可补考，三门则留级；若有一门主课０分，则给予除名。”这样的制度，一度造成了１９３８年首招４８１人入校，四年毕业后仅剩２１４人。制度虽严，考试时却还是“诚信为先”。赵师梅先生抄了考试题目便转身离开，留下无人监考的考场，学生们一样遵守纪律；吴其昌教授出了一道很难的考题，学生中无人能答，却宁交白卷也不愿作弊。摆在分数前面的，永远是品格。

——《以史为镜 愿知兴替》

思索未来

自然，理想的大学之所以理想是因为它有理想!理想的大学希望更理想就必须有更长远、更理想的理想!

对于未来的理想大学标准，我认为，它首先应该是创造新知识、形成新观念和建设新文明的重要基地，同时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源和引导社会新潮流的排头兵，它只能逐步矗立在社会的中心而不会被急功近利和物欲横流所淹没。其次是以学生为中心，以人文教育信念为旗帜，以专业教育为具体目标而形成的一整套办学机制和育人氛围，通过培育具有健全的人格和丰富的知识，富有理解、宽容、创新和个性精神的杰出人才来证明自己社会价值的没有围墙的大学。最后是以其特有的物质和精神商品为对象，以高质的服务为宗旨，成为面对全社会开放的、全方位和全天候的新型的特殊大商场。

母校通过我们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我们通过母校成就了自己的辉煌。在下一个千年里，我真诚地祝愿母校具有更高、更新、更远的大学的理想，培育出新的一代又一代综合素质更高、知识结构更合理、更有个性和创新精神、适应2l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建设者和人。

——杨志坚《理想的大学和大学的理想》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制度的创新并伴随着技术，从而形成互为动力的持续性变革的

时代特征，自己则开始对灵魂深处的“珞珈风格”进行反思。在这样一个“风格”的背后，是否渗透着保守、缺乏创新精神的因素呢?尽管我告诫自己不能从这样的角度思考问题，但是世界观和变革时代的撞击又使自己不能不去揣摩。改革、创新需要勇气、胆识，要有破除陈规陋习、冲破传统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魄力和无畏精神，当正处于急风暴雨般的变革年代，似乎我辈还欠缺一些风险意识和冒险精神。

然而一旦把传统、保守、因循守旧、循规蹈矩同母校的教育风格联系在一起时，这又是我所不能认同的，而此时我同样果断地批判自己，在我们校友的周围不乏革新、创新的尊师、学长和同学。在他们当中，有最早对国家所有制这一重大经济制度问题发起挑战，并清晰提出改革思路的著名经济学家；也有在国内最早倡导推行股份制改革的尊师长辈；还有在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最先创立新型产业，如期货、拍卖、评级的学长和同学。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都补充了“珞珈风格”的内涵，不论传统、保守，还是创新、风险，在一个群体中显然是不能割裂开来。如果“80／20法则”存在，那么在武汉大学所培养出来的学生群体中总是有20％的成分属于创造性、天才性人才，而群体中80％的成分则按一般生活准则、依托自身的能力生存。这是一个具有概率科学支持的自然现象。然而我们又不能不从另外的角度提出问题，为什么××大学、××学院培养出了比比皆是的杰出人才，似乎他们普遍具有风险精神和创新能力。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按“80／20法则”来定义每个群体中的创新人才比例，而他们之所以留给人们更多辉煌的印象，显然不能排除投资银行业所惯用的一个术语“包装”，当然所谓“包装”丝毫不带有贬义的讥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来宣传自己、为自身进行宣传是一个绝对不能小视的问题，一定要用非传统的观念来加以重视。

——关敬如《珞珈风格的思考》

忆

一、悠悠远思 春草又生

母校是一个优美的记忆。难忘的不只是珞珈山的绿荫嘉卉，澄澈明丽的东湖，也不是那春日老斋舍灿烂的樱花，秋天清香的桂子和冬日早绽的腊梅。当然，珞珈的秀丽妩媚在众多高校校园中，可以说独具特色，有熟悉全国众多名校的人曾说，武汉大学珞珈山清秀出众，是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但是，作为百年老校，她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内涵，她的名气和影响是足以让每一个学子为之荣耀的。也许，北京大学红楼五四学子的呐喊，清华大学水木的学理分量，代表了一代名校的典范，而珞珈地处中原，南北交汇，荆楚文化源远流长，在清丽之中有了几分典雅。校园闻名的“六一亭”，是走进珞珈的“第一景”，黎明前夜，热血学子血祭书斋，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党、的要人也曾在这里留下了足迹。静静的珞珈山，秀慧于内，丰厚的人文底蕴，在这里深藏着不少动人的故事。

--王必胜《感念珞珈》

想念枫园研究生会名目繁多的各类舞会。那阵子正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好日子，这类舞会总能吸引到全武汉最漂亮、最时髦的女孩子，弄得女研究生们大有危机感，女

生为此开展过一系列补救活动，诸如缝纫班、美容班、南北对话讲座等等。总的感觉是“越描越黑”。

想念电影票串起来卖的武大露天电影院。无论是在夏季暴雨滂沱中，顶着雨伞，还是在冬夜飞扬的鹅毛大雪里，浑身装裹得只露一双眼睛，全场观众永远情绪高昂，并不时为某段有趣的对话或情节大鼓其掌。

想念，遥远的地方以及并不是那么遥远的过去……

珞珈山的雨季，校园总比平时多一份空灵。独行于老斋舍下，总是十分敏感于路旁树梢的雨露。偶尔拾得一片樱叶，非常着迷其美丽的纹路。

闲庭信步，思绪好似被风撩拨的一头散发。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手执热茶一杯，春眠不着，夜半推窗，对面珞珈山传来子规清啼，月色如洗，总有一丝叹息：何以斯景斯情永继？

--似以《珞珈，我想念你》

三、 秋华绚烂 泽被东西

在那个时期我们武大的毕业生中人才辈出。这里我就举几个例子。首先要提的是全国、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教授，今天大家都是熟悉的。他是当年珞珈山的一名优秀毕业生。武大外文系也出过很多优秀人才，这里让我提一下目前我国外文界的知名人士、中国作家协会处--中君健。他自武大毕业后多年以来同我不断有所联系。今年四月初我和他又得以在苏州邂逅相遇，感到十分亲切。我见他两鬓斑斑，但精力还是十分充沛。我不禁想到多少年前，他在武大求学时，勤奋好学，深得学校延聘的一位英国诗人的赞赏，使他在英文写作中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位外籍教师是英国文坛名家出身，名叫贝尔（Gulian Bell）。记得有一次我去他班上听课，却见他正在让学生进行写作，而他自己则在教室后排空位上沉思作诗。武大能聘得他来校任教是不可多得的一件幸事。他在课余时间常来我家里叙谈，我们相处融洽，我也收益不鲜。谁知好景不常，诗人在我校工作一年期满，回国就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不幸身亡。

--方重《回忆武大》

情

珞 珈 赋

何五元

珞珈有山，雄峙东湖之南，遥踞大江之阴。东临碧水，磨山依稀弄影；西起洪岳，宝塔巍然可登；南极通衢，达中南之枢纽；北揽湖光，仰屈子之行吟。登斯山也，无车马之喧，有奇瑰之景；涛声约若，清风可饮。醉山色，叹古今，其乐也陶陶，其情也欣欣——已焉哉！陶令倘在，敢无厚羡之情？

山有铁塔，岿然。登斯山也，远山含碧，近树扶疏。天际横江，轻纱一带；地尽屹楼，奇绮几何？一桥飞卧，挽龟蛇成一体；数舸直下，逐江渚几欲飞。东湖浩渺，云水笼烟；长堤戏

波，一水绕碧。游鱼跃丽金乎水上，轻舟溅流星于波间；水光熠熠，仙姑何当失铜鉴乎此地？雾霭朦胧，神女几曾舞轻绸于山前？湖鸥点点，喧声响遏行云，游子搏浪，意气浩振九霄。善哉！斯水有乐如此耳！

树耸山间，草肥谷底。林荫蔽日，郁郁葱葱；花繁满树，嫣嫣灼灼。千虫鸣唱，百鸟吟歌，山富芳草之鲜美，地耀落英之缤纷。春桃秋桂，夏榴冬梅——赏奇花一树，感彻肺腑；嗅清香几脉，沁透心脾。樱花赛雪，始发仲春之际；梅朵胜缎，笑傲岁寒之末。校园四时溢香，游人昏昼如织。亭台楼阁，绿荫掩映；箫箫琴瑟，歌舞悠扬。桃李满园，皆时代之骄子；学子盈室，俱一世之英华。淑女窈窕，书山跋涉；少年英俊，学海遨游。其意气一何绰绰兮，彼神彩一何风流！——异兮！斯人斯地，无乃“物宝天华，人杰地灵”哉！

呜呼！有山美如斯，有水秀如斯，更兼有人风流如斯，珞珈无仙亦名耳！居中乐乐，快不可言，欣然命笔，为珞珈赋是也！甲子年仲春路人识于珞珈山下桂苑之中。

（作者：何五元校友，于1988年毕业于我校中文系。）

满江红·遥寄武大母校

杨式廓

学府风长，跨世纪，久违音息。寻梦里，楼亭山色，自非畴昔。画阁飞檐花似锦，樱粉桂影林阴密。忆

当年、课隙出斋亭，奔何急。

勤教诲，争朝夕，严治学，彰名迹。拥万千学子、十方拼击，事业文章宏国运，神州共建挥全力。更喜

看、化雨沐春风，东湖碧。

（2005年12月作于密西根州安娜堡居次）

樱园梦

追飞扬花瓣，飞走的梦，登上城堡远望，遥岑入明眸。 湖光与山色，山烟与阁楼，天边掠过流星，身边人无踪，

许个愿，就当是，梦一场。

遥想当年，勇气灌肠登顶望空，日日笙歌，入夜人生尽欢。 笑谈世俗，年少不知愁滋味啊，天高任我飞，痛也敢追也不悔。

时过境已迁，蓝色女孩已成，春日樱花梦。

光阴虽无刃，抽走留伤痕，风拂城脚无声，夜深催人冷，

再登顶，望皓月，哭一场。

还曾记否，黑白相片那日楼头，一颗心如何不向磨难低头？

再次看到，风吹过，樱花儿飘落。